2019年凤凰出版社出版

这本《冬青老人口述》是凤凰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的，我购来时已是特价——才出版六年，折扣连三折都不到。别看它卖得便宜，实则是本好书。

全书由知名学者卞孝萱（晚号“冬青老人”）口述，赵益整理，讲述其与章士钊、范文澜等民国学界、文化界名人交往的轶事，漫谈学界掌故，鲜活丰满，细碎而有意味，有料又有趣。卞孝萱曾任黄炎培的秘书，还曾协助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种种机缘得以结交社会耆老、学术大家。

之所以购来《冬青老人口述》一书，是因为“友朋摭忆”一辑收录了《与启功的交往》一文。仅两页的内容，叙述了启功向他要一本章士钊《柳文指要》的经过，以及启功与溥儒等的交往故事；又叙述了卞孝萱因编《碑传集》一书，遍寻碑传而不得，启功特地抄录了一些碑传给他，可见他们之间的交往是十分密切的。但文章未谈及启功的书法，更多的是叙述启功与溥儒、溥仪等的关系，“启功是‘溥、毓、隆、启’中的‘启’字辈，班辈很小，比溥仪要小好几辈。”

文中又写道：“我因为搞《碑传集》，到处搜集碑传。溥良家后来衰落了，弄不起墓志铭，当时做一篇墓志铭是要很多钱的。黎元洪死后，当时李根源、章太炎、金松岑都住在苏州，李根源从黎家拿了一千元钱，五百元请章太炎做了一篇《大总统黎公碑》，五百元请金松岑（清末民初国学大师）做了一篇《故大总统黎公墓志铭》，润笔不菲。董玉书到北京后，就做了一篇文章《先师记》来纪念溥良，等于是一篇传记。启功知道我做《碑传集》，就把这篇《先师记》抄给我，收到《碑传集》书中。另外把他家‘毓’字辈的一些碑传也抄给我。因为我收集碑传，我们有了来往。章士钊受溥儒之托请启功见面，则是此后的事情了。”

抄录此文，是为了解卞孝萱和启功之间的关系。启功生于1912年，而卞孝萱生于1924年，年龄比启功小了12岁，但这并不能阻碍两人间的交往。卞孝萱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代文史研究，而启功则是著名的书法家和教育家。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具体来说，启功曾写给卞孝萱一封行草书信札，这封信札不仅展示了启功在行草书方面的卓越才华，还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这封信札被认为是一封难得一见的行草书作品，展示了启功先生在行草书方面的真实水平，打破了外界对他不擅行草书的误解。卞孝萱的学术成就也非常显著，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尤长于唐代史学与文学。他的代表作包括《刘禹锡年谱》《唐代文史论丛》等，对唐代文学和历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多年前，我在旧书市场曾淘到一个启功致卞孝萱的信封，当时未知真假，也未知信封上是启功写的字。这个旧信封里面没有信纸，但封面的字写得很好，我很喜欢，一问价有些贵，便有些犹豫，后来和其他两本书一起结算，还是便宜了不少。后遇一书友，给他看了才知，这是启功写的信封，说我捡了漏。

回家以后，受好奇心的驱使，我从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卞孝萱和启功之间的通信比较多，关系相当密切，这在卞孝萱接受媒体采访中多有谈及，在《冬青老人口述》一书中亦有专文叙述。另外从网上查到，在2016年的某次拍卖中出现过同样的一个信封。从时间上判断，这封信写于20世纪70年代，其上笔迹与我持有信封上的笔迹完全一致。拍卖信息称其为“启功致卞孝萱信札，难得一见的行草书作品，风神潇洒，颠覆启功体”。或许我所得的这个信封的真伪已不重要，珍贵的是它见证了两位学者之间的交往和友谊。

启功先生是当代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他独出机杼，开创了被称作“启功体”的新书体。这种书体自诞生以来，影响至今。卞孝萱深耕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2月第一版）同样影响深远。正如卞孝萱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我跟启功是文字之交。我珍藏着启功写给我的信和他早年的文章。”而我偶然得来的这个启功致卞孝萱的信封，算是一个重要的纪念品，它还原了一段史实，也见证了两位文化老人之间的交往。

（作者为藏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