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明”一词是晚清以降中国人借以呼吁变革、探索新路的重要概念。但是，“近二百年来，所谓优胜人种者，其灭国之手段，略见一斑矣……由是观之，安睹所谓文明者耶？”梁启超在百余年前“开眼看世界”时的这个疑问，在今天依然值得人们深思。该书主要讨论“文明”的变种——“文明等级论”这一在近代世界颇具影响力的话语的基本内容、衍生话题，以及如何在近代中国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通过回顾历史，凸显构建能让万物各得其所的文明叙事的必要性。

辛亥革命前的十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东渡日本。他们目睹由日本学者翻译或撰写、琳琅满目的西学论著，感到很有必要把这些新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以此促进中国国内的变革。而少数赴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彼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当务之急是破除一切国家形式与文化遗产，他们以追求文明、进步、科学的名义对中国传统与中国社会大加抨击，一时间，讲求新学、以新为尚，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个显著特征。

1908年，未及而立的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了《破恶声论》与《文化偏至论》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较为系统地反思了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对待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的态度。他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热衷向国人介绍宣传各类新学，但中国却面临着“本根剥丧，神气旁皇”的危险，形成了“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他并未附和当时在留日知识阶层当中较为流行的论调，他们认为中国因“守旧”“蒙昧”，不主动学习西方文明，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面前显得衰败不堪。但鲁迅指出，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缺少“破黮暗”的“内曜”与“离伪诈”的“心声”。那种“稍稍耳新学之语”就开始“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的做法，表面上看起来符合时代潮流，具有追求进步的外观，但实际上很可能只是缺乏自主性与自觉性的跟风。

鲁迅描绘出这样一幅当时的文化场景：社会上讲求西学之人越来越多，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这让那些来华的外国人不禁感叹中国的维新事业开展得这般如火如荼，而中国的知识阶层也频频效仿西人之言行，主动与西人谈笑风生。而那些掌握了些许西学的人士，频繁利用各种媒介向国人进行“启蒙”活动，唇焦舌敝地宣称如果大多数民众不追随他们的步伐，中国将难以走出困境。这样的氛围，不禁让人产生出“国之富强，计日可待”的幻觉，使人觉得“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

但在鲁迅看来，这样熙熙攘攘的场面恰恰体现出中国知识阶层的某种病症。因为一个人的主张应该是其心声的自觉流露，是通过独立思考而来的，面对各种流行于世的学说，一个人应该基于深入思考与独立判断来择别，而不应将实际流行的东西不假思索地奉为值得追慕之物，因为这样做只是在随波逐流，缺少独立思考与自我反思的能力。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鲁迅也认为将众人凝合成“大群”乃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议题，但“大群”的形成并不能仅凭由慕强心理而产生的跟风效应，而必须建立在“人始自有己”的基础之上，“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以此为标准，虽然当时的知识阶层如此活跃，但“今之中国，则正一寂漠境哉”。

毋庸多言，鲁迅并不反对学习与借鉴能够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域外学说，否则他也不会先是希望学习西医来悬壶济世，随后又投身于文学创作，通过介绍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来唤醒国人。但是，那种缺乏自我意识的宣传西学之举，无疑是他非常反对的。

那种缺乏自主意识地去效仿、迎合西方文明之举，极易导致对西学的认知长期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端的层次，即时常将各种新名词与新概念挂在嘴边，但对其内涵与外延知之甚浅。鲁迅指出，当时欣羡西方文明之士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为“崇强国”，一为“侮胜民”。前者的表现形式就是认为西方列强支配全世界实乃天经地义，西方列强国力之强盛让自己欢欣鼓舞，甚至感到自豪。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对那些遭西方列强侵略的国家极尽嘲讽之能，认为那些国家因为弱小而被侵略实乃自作自受，更不会去同情当地民众惨遭殖民之苦。他们眼中的中国未来，就是让中国复制此刻西方列强的所作所为。但是，中国之所以值得人们去热爱，中国的文明之所以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仅仅是因为有变得与列强一模一样的潜质吗？

因此，鲁迅希望有志之士树立主体性与自觉性，与各类“伪士”划清界限，传心声于四海，使中国文明重新焕发活力：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紫江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