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1893—1969）,字芸台，浙江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长。今年是近代史研究所建所75周年，所里同仁十分怀念范老，又说起他所提倡的“二冷精神”。

“二冷精神”:“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追求

什么是“二冷精神”呢？范文澜解释说：“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头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尚，死后可以入孔庙，得享后人祭以冷猪头肉）。意思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去吃猪头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可见，“二冷精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不要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历史上读书人“汲汲于当前的名利”者，首先追求的是做官。范文澜则告诫近代史所年轻学者，既然“选择做学问就不要做官”（据蒋大椿回忆）。他自己以身作则，“不慕虚荣，进北京不久，坚决辞谢上面预定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据刘大年回忆）。他也不图眼前的物质利益，拒绝领取著书编书的稿费，甘过俭朴生活（据潘汝萱、蔡美彪等人回忆）。他所谓“苦苦干，慢慢来”，就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地做学问，因为搜集史料，研究史料，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得出看法和观点，这个过程冷清，既苦且慢。只有功夫到了，才能够“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范文澜“二冷精神”的第二层意思，含义更深，那就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这便是司马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追求。历史研究的真理性认识，需要经受时间的检验，社会的承认总是会来的，哪怕在身后！这种中国史家特有的崇高的精神追求，其同“汲汲于当前的名利”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范文澜的“二冷精神”，可以说是他学术生涯的结晶。范老早年在北京大学完成预科和本科学业，师从黄侃、刘师培、陈汉章，自谓“追踪乾嘉老辈”（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后又在北京大学等校从教十多年，写出《文心雕龙注》《群经概论》等文史名著，受到梁启超“书证详核，考据精审”的好评（梁启超：《文心雕龙讲疏序》）。他与顾颉刚是好友，加入朴社，引为同道。后来因追求进步，范文澜被反动当局逮捕，出狱后著史学通俗读物《大丈夫》，也“无一语无来历”（《大丈夫·凡例》）。乾嘉学术虽为清中期文化专制主义产物，但其注重考据，讲究实事求是，凡立一说，必凭证据；凡引资料，极为审慎的治学态度，与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发生某种契合，对中国近代一批史学宗师产生积极影响，范文澜即其中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论从史出”观点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

抗日战争中，范文澜来到延安，受毛泽东委托著史。时逢延安整风，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引用马列只言片语作论据的讲话，令其心悦诚服，更坚定了实事求是精神。他在延安作《中国经学史演变》学术报告，强调：“经学本身是古代史料（六经皆史）”。继而在中国通史写作中，以《诗经》《左传》《尚书》和《史记》中的大量材料为依据，提出“西周封建说”，并时时检讨“非历史主义”问题。后来，考古和甲骨文新材料不断出现，范老始终予以注意，将新的史料补充进通史，来证明书中的史论。可以说，范文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论从史出”观点的最早倡导者和实践者。彭明评论范氏二书（《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也认为“论从史出”是突出特点。

范文澜自延安时期即明确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要反对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坚持认为：“把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作灵丹妙药，把自己限制在某些抽象的公式里面，把某些抽象的公式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千篇一律地加以运用。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1958年“史学革命”中，有人主张“马克思主义观点先行”“以虚带实”编写历史教科书。虚即理论，实即史料。这种“以论带（代）史”的倾向，并不被那些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严肃的科学来看待的史家所接受。1961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杂志第3期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能说他不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要调查研究，还在二十年前就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经典性论文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不久前《人民日报》又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发表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社论。然而我们的这些同志总是听之藐藐，懒得作调查工作，把自己杜撰的一些公式和规律，演成篇幅，说这就是论文，或者说这就是著作。这样的大炮放出去，对敌人是丝毫无伤的。”这里说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根据史料进行的历史研究。

后来范文澜对延安时代撰写的《中国通史简编》进行修改扩写，他要求通史组同仁大量阅读史料，如写唐文化，范老通读了全唐诗，别人建议他选读即可，被他拒绝。写佛教传入中国一段历史，则要求作者张遵骝用五年时间从全部佛经中摘编百余万字的资料长编。毛泽东用两句话评价范书：“一句是资料多，一句是好看。”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文心雕龙注》，范老坚持要把书中全部引文与原注核对一遍，准确无误，方可付梓。延安时代撰写的《中国近代史》再版时，范老也要求对所有引文材料一一核对，订正其错误。（据荣孟源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他一再告诫近代史所同仁：“照教条写出的文章，无非是马曰列曰，东抄抄，西抄抄，终日言，如不言。”（据刘大年回忆）他强调写历史“就要写成真史、信史。”（据李新回忆）他对以史料考证见长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礼遇有加，希望罗在南京认真搜集太平天国史料，还给他配备了一位年轻助手贾熟村。他还亲自出面调入在史料方面颇有功力的聂崇歧、金毓黻等人，以加强资料编辑室。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虽然是范文澜逝世后创刊的，但该刊完全秉承和长期坚持范老倡导的“论从史出”学风，成为我国史学界中“近代史研究所学派”的旗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