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还记得上一期我们埋下的“菽的线索”吗？当考古工作者的手铲在路县故城遗址的土层中轻轻拨开两千年前的尘埃，几颗碳化却轮廓清晰的种子，为我们打开了通往汉代菽文化的大门。经文物保护专家检测，这些出土遗存正是汉代初期菽的碳化种子，它们静静躺在黑色碳化地层中，仿佛还带着当年灶火的余温。这不仅印证了汉代路县地区已将菽纳入农作物体系，更让我们得以顺着这些“菽粒密码”，探寻古人如何用一颗小小的菽，应对自然挑战、撑起饮食烟火，甚至承载祭祀的庄重仪式。

一、菽的“生存哲学”：汉代人的“抗逆神器”与“生态搭档”

菽是豆类的总称，《春秋·考异邮》记载“菽者，众豆之总名。然大豆曰菽（shū），豆苗曰霍(huò)，小豆则曰荅(dá)。”自秦汉以后，“大豆”一词代替了“菽”字并广泛应用。菽起源于中国，据考证，中国栽培大豆已有5000年的历史。

在汉代的农业版图中，菽能跻身“五谷”之列，绝非偶然。它自带的“硬核”生存能力，完美适配了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生产需求。汉朝地域辽阔，部分地区常面临春旱、土壤贫瘠的问题，而菽的耐旱性与耐贫瘠特性，恰好成了百姓的“定心丸”。据《氾胜之书》记载，汉代农民在干旱年份会优先种植菽，“虽旱不枯，收实可保（必）”，在粮食歉收时，这些饱满的豆粒就是全家人的“救命粮”。

更令人惊叹的是，古人早已在实践中发现了菽的“生态价值”。大豆根部的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的氮元素，滋养土壤肥力。汉代农民会有意识地将菽与粟、麦进行轮作，比如在种植两季粟后改种一季菽，下一季粟的产量便能得到提升。这种“用地养地”的循环智慧，放在今天看依然充满科学性。

二、烟火里的菽：豆羹暖灶

大豆是豆类中营养价值最高的品种，有“豆中之王”的美誉。先秦时期，大豆已经作为一般百姓的粮食,称之为“豆饭”。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汉代的厨房，会发现菽早已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变成了最抚人心的烟火气。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炊事用具陶鼎、陶甑，仿佛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汉代豆羹的制作画面：清晨，主妇将提前浸泡好的大豆倒入陶鼎，加适量清水，用柴火慢煮至豆子软烂，再撒上一把田间采的野菜，滴几滴盐汁，一碗浓稠鲜香的豆羹便做好了。这种豆羹不仅是早餐的常客，更是农人田间劳作的口粮，西汉桓宽的《盐铁论》中“豆羹素食，足以充虚”的描述，正是当时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

三、仪式中的菽：祭祀台上的“五谷之礼”

考古学者们在路县故城城郊的一处制陶遗址中，发现了陶豆。陶豆是古代的食器，距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用来盛放腌菜和肉酱等调味食品，二是作为礼器祭祀祖先和神明，因此常把举行祭祀仪式称为“笾豆之事”。

陶豆还与一个汉字密切相关——“豆”字就是根据它的样子演变而来的。

菽的价值，远不止于果腹与调味，它走进了汉代最庄重的祭祀仪式，成为连接人与天地、祖先的“神圣信物”。在汉代，祭祀是国家与家庭的重要活动，而五谷作为“天地所生、滋养万民”的象征，是祭祀中不可或缺的祭品，菽便是其中重要一员。

当我们在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漫步，看着展示柜中整齐摆放的陶豆时，仿佛能穿越时空，闻到农家灶台上豆羹的香气，感受到祭祀仪式中那份庄重与虔诚。这颗小小的豆子，不仅承载着古人适应自然的生存智慧，更凝聚着汉代的饮食文化与精神信仰。

“五谷传韵”系列至此已带大家走遍五谷的世界，从“百谷之长”的粟、“国之根本”的黍，到“跋山涉水”的麦、“南北佳禾”的稻与麻，再到本期“众豆总名”的菽，我们逐一探寻了这些贯穿中国农耕文明的核心谷物。在这段科普旅程中，我们不仅追溯了谷物的起源与驯化史，还从古籍中挖掘了它们的文化印记，无论是《诗经》里“九月叔苴”收麻的劳作场景，还是《礼记》中稷（粟）为“五谷之主”的记载，都印证着五谷与中国人生活、文化的深度绑定。如今，当我们在餐桌上品尝米饭、馒头、豆浆时，或许能更清晰地感知：这一粒粒谷物，不仅是滋养生命的食粮，更是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与文化记忆的“活化石”。而我们对五谷的科普与回望，也是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致敬！

本期编辑：闫安

参考文献：

[1]刘楚楚,宣佳,陈涛.菽(大豆)[J].分子植物育种,2023,21(07):2441.DOI:CNKI:SUN:FZZW.0.2023-07-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