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再诠释》尤锐 著 陈家宁 王宇 谈颖娴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西方评论者似乎一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持久性充满兴趣。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欧洲政治思潮的变迁，西方学界对中国政治体制的评价也几经转折——从耶稣会士赞叹中国制度之稳定，到黑格尔贬损中国之停滞；从伏尔泰推崇中国为启蒙君主制之典范，到魏特夫厌斥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但无论如何，学者们对中华帝国得以空前长寿的“秘诀”始终兴趣盎然。

先秦思想筑牢复兴之基

本书旨在探究中华帝国制度是如何获得其无与伦比的持久性的。在本研究中，我聚焦于一个单一的变量，正是这一变量使中华帝国的经验有别于其他类似政体，这就是中华帝国所具有的非凡的思想实力。中华帝国具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思想结构，它对各位政治参与者的影响，让帝国即使在军事、经济和政治失能时期仍得以存续下来。换言之，中华帝国独特的历史轨迹并非基于其坚不可摧（它曾经历了多次严重崩溃），而是基于它能够在相似疆域上以近似于动荡前的功能结构多次“复兴”。

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独特性始于先秦时期。与其他帝国政体相比，中华帝国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思想准备和预先规划。战国时期，也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时期。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对日益恶化的乱局深感困惑，他们寻求恢复和平与稳定的方法。尽管他们提出的实际建议各不相同，但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中也存在一些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见地迥异的思想家们都认同整个已知文明世界——“天下”——的政治统一是结束长期战乱的唯一可行之道；他们还一致认为，整个“天下”应该由一位万能的君主来统治。这种大一统和君主制（王权主义）的前提，成为未来帝国的思想基础，并在此后两千余年中始终未受根本质疑。

持久性源于恒常与应变

帝国思想的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但如果将帝国持久性的研究简化为对其思想指导方针的分析则失之偏颇。相反，帝国政治文化是在思想框架与实际要求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形成并得以发展的。帝国的持久不仅源于其思想基础的稳固，也源自统治者调适其施政方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能力。这种实践方面的灵活性，正如思想上的恒常性一样，从一开始就植根于帝国的遗传密码中。先秦思想家留给帝国建设者的不是一个现成的模式，而是一套基本原则和多种相互冲突的政策建议。由此形成的思想框架，具有充分的弹性，允许对各种政策进行不断的调整。当新的挑战出现时，比如游牧民族成为帝国的强大对手，或地方精英强势崛起，帝国的统治者都能够在不妨碍帝国统治体系的情况下做出必要的调整。这种存在于基本思想和制度框架之内的灵活性成为帝国活力的真正源泉。

多元史料理解历史复杂性

本研究面临一个潜在问题——过度依赖中国传统史书，以之作为了解帝国历史的主要来源。众所周知，这类史书的核心，尤其是所谓的正史，不仅受到政治偏见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惯性思维的制约。

为了面对这一挑战，我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中国历史著作相当丰富，而且历史作品中所包含的大量原始文献，让一个敏锐的历史学家能够重构出一幅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为细致入微的图景。因此，除官方历史外，我们还拥有——尤其是对帝国晚期而言——各种地方志、个人笔记、野史等，这些都是在朝廷之外产生的，阐明了许多官修史书范围以外的问题。此外，还有无数的文学作品、铭文和碑文资料、外国客旅的游记、其他民族的作品（比如满文档案），甚至实物遗存——所有这些都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复杂性的理解。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回归，西方主导的历史发展叙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对欧洲社会政治和思想模式的盲目信任也逐渐让位于更为冷静的反思。尽管我们（西方人）仍深陷于自己的霸权话语中（如“民主”“平等”“人权”等），但权衡不同政治形态和霸权思想的利弊，可能会带来新的思考。而中华帝国就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例证之一。这不仅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全球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结构的历史，也让我们能更好地应对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政治挑战。

（作者为以色列汉学家、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