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规划”之年，中国都在重新定义自己的未来。

但这一次，有些不一样。

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的规划正将中国的发展逻辑从“补基础”带向“强引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这种自信与定力，正是世界最稀缺的“增长故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鄢一龙、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在长安街知事“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回放）中表示，“十五五”规划凸显以人为本和文化自信，一方面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在全球竞争中从“跟跑”走向“领跑”，并致力于以中国自身的稳定带动全球增长。

中国有能力在“提标”过程中“达标”

知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您注意到哪些关键词？有哪些突出感受？

郑超愚：我注意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过去我们更强调集体层面的目标，比如繁荣富强、民主和谐、美丽中国等，而这次明确提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这回到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理想——社会主义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它体现了我们现代化的新内涵，也向世界展现出一种更积极、开放的社会主义形象。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均GDP目标。过去的五年规划往往弱化具体数字，但这次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使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在国际标准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作出的表态，显示出中国有信心、有能力在“提标”过程中依然“达标”。

从“补基础”转向“强引领”

知事：公报提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您如何理解这个“关键”？在经济结构和发展逻辑上，“十五五”与“十四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鄢一龙：“关键”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战略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用30年时间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第二阶段是用40年时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阶段就是从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十五五”正处于第三阶段的前半段，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决定性阶段。“十四五”是顺利开局，“十五五”要决定性推进，它既承接“十四五”，又直指2035年目标，任务非常关键。

从国际环境看，“十四五”主要对应拜登任期，而“十五五”则遇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的格局已经从“攻守态势”进入“相持阶段”。过去五年，我们在科技创新、产业基础等“卡脖子”环节取得了显著突破，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跃上新台阶。

因此，“十五五”的逻辑将从“补基础”转向“强引领”：一方面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要在全球竞争中从“跟跑”走向“领跑”，这是同“十四五”时期最本质的区别。

我们确实面临不少困难，但中国的制度优势、体量优势和产业体系优势，是保持增长的底气所在。

从“十四五”的经验看，中国经济并未“见顶”，而是进入一个“K型增长”的新阶段。以“三新经济”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近几年增速保持在10%左右，已占GDP的18%以上；“注意力经济”、演唱会经济、国潮消费等新业态快速成长。这说明经济结构正在自我更新。

“十五五”时期，关键是进一步释放这些新动能，让结构转型真正转化为增长红利。

解决“内卷”的关键是“拼质量”“拼技术”

知事：公报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特别强调先进制造业。“十五五”期间，哪些新动能将被培育成为支撑增长的支柱？在此过程中，又如何破解“内卷式”竞争难题？

鄢一龙：在新动能布局上，制造业仍是核心。我们要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和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很多国家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服务业化，意味着制造业空心化，而我们坚持“制造业立国”，把实体经济作为根基。

我们的服务业分为两类：一类是支撑制造业和产业升级的现代服务业；另一类是面向居民生活的服务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方向。

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这是创新的最大支撑。我们的科研、制造、应用可以在国内快速循环，创新成果能立刻进入市场并反向推动研发。这种“研发—制造—应用”一体化的能力，是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

所以，“十五五”规划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中国要稳住制造业基本盘，以高端制造推动高质量增长。

至于破解“内卷”，关键是告别低价竞争，提升品质和品牌溢价。我们要让制造业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技术”。

同时，要拓展更大的需求空间，包括扩大内需、推动企业出海。中国市场巨大、产业链完整，不必过分担忧“产业外迁”问题。相反，我们的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还能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双循环，这正是我们破解“内卷”、实现高质量增长的路径。

中国的逻辑是供需共振

知事：我们注意到，以路透社为代表的外媒似乎存在一个误区。路透社说，中国“希望刺激消费，但其目标却是扩大制造业规模，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尚未解决的矛盾。”西方经济学是否陷入一个非此即彼的误区，即资源必须二选一，要么投向生产端（制造业），要么投向消费端（居民收入与福利）？中国政策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鄢一龙：这其实是个典型的“西方二元思维”。但在中国的逻辑中，生产和消费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互牵引、共同发力。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两个关键动能：一是扩大有效需求，二是以新质生产力提升供给能力。需求端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哪一驾都不能停。消费当然重要，但没有投资，尤其是产业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就缺乏持续拉动的力量；出口则仍要尽可能保持正增长。

供给端强调“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比如低空经济，它原本是一个新产业、新供给，但一旦形成，立刻带动了旅游、物流、能源等新需求场景。反过来，市场需求的增长又会反推供给的创新升级。规划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制度设计，维持这种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

所以，中国并不是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二选一，而是在构建一个“供需共振”的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制度优势所在。

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知事：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矛盾看法：一方面质疑增长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又依赖中国市场稳定全球供给？在“十五五”规划中，中国的制度设计正在向国际社会传达什么样的信号？

郑超愚：我觉得中国向世界传递的最核心信号，是一种“和谐共生”的文明理念。中国有自己的智慧和方案，这些方案别人可以选择借鉴，也可以选择不学，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道路。这正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

从更长远看，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两件事：第一，中国不会“亡”；第二，中国不会“败”。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中国都能在危机中再生。

所以我们可以更加自信地说——相信未来，就要相信中国；投资未来，就要投资中国。只有投资中国，才能拥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