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样貌》一书作者、新加坡社会学家张优远指出，这本书是聚焦“不平等的民族志，而非介绍贫困的”，并邀请我们独自或与他人共同开启这段探索旅程。

思考《不平等的样貌》这本书的意义时我想到了一句话，但我在使用时犹豫不决，因为听起来太像陈词滥调。后来重读这本书时，这句话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这本书的独特气质让我觉得它适用于此，这在社会学家或是任何学者撰写的书中都极为少见：这是一本以美好笔触书写不美好主题的书。

之所以说它笔触美好，是因为阅读它就像聆听一首多旋律交织的音乐作品——旋律层层叠叠，既相互缠绕，又彼此争鸣。其中，有两道来自迥异社会阶层立场的主旋律，既相互呼应，又形成张力：教授持续提问，受访者慷慨地分享生活经历，二者同样重要，且前者在努力理解并放大后者的声音。与此相对应的是背景中单调的、响亮的、反复的口号：既有精英主义与社会流动性的国家叙事，也有将这种叙事内化为自我价值评判标准的个人叙事。

而之所以说是不美好的主题，因为不平等、贫困与进步、富裕并存显得非常扎眼，也与庄严载入新加坡《国家信约》的普世理想“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格格不入。在新加坡公开宣称的社群主义表面之下暗埋了个人主义的内核，体现在精英主义被铭刻成为不可动摇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基石。作者表示：“我们意识形态的两面，一面认为要置群体利益于个人利益之上，另一面则是适者生存、首先关照自己家人。”要正视不平等的问题，就必须正视这种不连贯的意识形态，最终面对自我，面对不连贯的自我。

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努力让自己投入到这样的冲突中去，即使是在这种对学术辩论和反对意见不太友好的社会环境下。在这里，部分批判话语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对国家的不忠。因此，她在文中不断审慎自省，在某些充满矛盾的地方则反复提问。在书的开头几页，她好像觉得有必要收敛一些，一开始就问道：“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写作内容之中？这不是学术写作的惯常做法。事实上这令人非常不安。”但是，如果作者自己不能感同身受，就难以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这个话题带给所有人的不安。她知道这个主题会引发各种情绪，包括自己的情绪；她提及对于试图改变现状的焦虑和无奈，以及在座谈会上听到观众一再称低收入者为“那种人”时感到的愤怒。在理解低收入者为何陷入岌岌可危状态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低收入者没有受到该有的尊重和认可，她也诚实地袒露了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脆弱。

尽管这本书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却依然以详尽的田野考察为基础，还包含对学术文献的严谨批判分析。如果用狭隘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KPI）来评估一名教授的“研究成果”，你可能会质疑此书的价值，尤其是这本书本就不面向专业学术人士。

这本书的内容触及各领域及年龄段的读者，从十几岁的青少年到年长者——部分原因是它为那些正在努力表达自己想法和情感的人提供了一种表达形式，尽管尚未成熟。作者的自省声音和富有洞察力的分析引导出清晰的结论，让读者反思自己所处的社会现状，并发问该如何理解与我们处于迥然不同生活环境的同胞们。

作者邀请我们参与一场对话，参与这一连串不断发展而紧密相连的对话，这场对话已经超越她的著作，也超越了新加坡这个国家的范畴。当她提到不同社会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的不平等时，这一点已经显现了出来：“摩天大楼与贫民窟的对比，大型购物中心与外籍劳工宿舍区的对比。”尽管新加坡是没有乡村地区的都市国家，但是他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来自邻国以及其他亚洲地区的外籍劳工。当我们考虑到为城市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外籍劳工的需求时，不平等的问题将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是为何作者的分析可以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此外，连新加坡这样的“模范国家”都存在如此明显的城市不平等现象，那么书中明确提出的事实与观点，对于中产阶层渐增、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加剧的亚洲其他主要城市而言，或许更具理论参考价值。

《不平等的样貌》不仅是极具影响力的类学术写作新典范，也提供了一种公众参与的模式——它能跨越不同阶层、城市与国家的界限，将我们紧密联结在一起。而在始终关注我们所处的不平等境遇并持续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背后，这本书或许还抛出了一个更深层的追问：什么是我们共同的人性？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