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又称重九节。古人以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九是最大的阳数。九月和九日两个九重合，所以叫重阳。

东汉至三国时期，过重阳的方式是邀请友人聚会欢宴。有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为证。其书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九九，音同久久。借助这个美好的日子，聚会欢宴，以寄托长久。

辽代的契丹人也饮宴过重阳。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十六年九月“以重九宴饮，夜以继日，至壬子乃罢”，历时一天一夜。

辽金时期，重阳是皇帝狩猎的节日。著于先秦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的文字：“是月（笔者注：九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五戎即五种兵器，指矛、戟、钺、楯、弓矢。就是说，九月举行围猎，目的是练兵。而且天子要亲自出马、披挂上阵，“执弓操矢以射”。《燕北杂记》记载，“辽俗，九月九日打围（注：即打猎），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饮菊花酒，出兔肝生切，以鹿舌酱拌食之。”

金代的女真人也有重九围猎的习俗。《金史·世宗本纪》中说：“重九出猎，国朝旧俗”。这位通过政变取代了完颜亮的世宗完颜雍，在登上皇位的第二年的九月九日便“猎于近郊”。

元代蒙古人在重阳节这天要打马球。皇帝亲临球场，与太子、王妃一同观看。王公大臣凡是会击球的都要上场，骑骏马，着华服，群马争骤，倏如闪电。胜者赏，负者罚。跟狩猎一样，打马球也是寓练武于娱乐的一种形式。

九月菊花黄，这一物候古人早就发现了。《吕氏春秋·季秋纪》：“菊有黄华。”重阳赏菊自然由来已久。晋代陶渊明在《九日闲居诗》序文中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面对满园盛开的菊花，饮美酒、食菊花做成的食物，然后再做几首诗，多么浪漫！

以重阳为节日，并在这一天家人团聚、登高作乐，似始于唐代。因为有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如果说仅此一诗不足为凭，还有杜工部的诗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为证。杜甫为何“独酌”？因为身边无亲友。重阳佳节一人独处，又有疾病缠身，何等凄凉！即使这样，也要饮酒、登高，以不负佳节。宋朝人刘挚给友人文莹的诗中，也有类似的心境：“无酒无人更无菊，重阳愁过鹿皮翁。”（宋·文莹《玉壶清话》）鹿皮翁是一位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一人在高山顶上修炼成仙。从这些诗句来看，登山、饮酒、赏菊，已成为唐宋文人度重阳不可或缺的活动。后世附庸风雅的皇帝，也选这一天登高。据《辽史》，辽圣宗三年九月初九，“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辽史》116页）

昔日的北京人过重阳节，也喜欢登高。

《帝京景物略》载，重阳节这天，人们带上酒具、茶炉、食盒，“曰登高”。说是登高，京城西有香山，法藏寺有高塔，灵显宫、报国寺有高阁，“释不登”。大概因为西山路途遥远，佛塔高阁亦非寻常人可上，“但赁园亭、闯坊为娱耳”，坐在高一点的茶坊、酒馆里喝喝酒、饮饮茶，就算是登高了。闯，此处读“趁”，当“出头”讲；闯坊，指高于一般房屋的店铺。《北京岁华记》中说，“九日集无定所，而阜成门外真觉寺金刚宝座游人为多”。大概因为这里出城不远、且又能登高吧——这是明朝人度重阳节的登高。

清朝人登高，多去法藏寺塔、永定门外的烟墩，还有东、北、西近郊的土城。

法藏寺在左安门内南岗子南头，原系金朝大定年间所建的弥陀寺，明景泰年间改成法藏寺。有一座高十丈的楼阁式七级宝塔，八面有窗，每窗有一佛像。到清末，寺庙已毁，唯有塔还能登临，每逢重阳节来此登高的人很多。

元宵节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吃什么？吃花糕。孙国敉著的《燕都游览志》中说，“重九日，敕赐百官花糕宴。”据《帝京景物略》中记载，“面饼，种枣、栗其面，星星然，曰花糕”，花糕上插彩纸小旗，叫花糕旗。清朝时，重阳节前，有敬事房传内府饽饽房，制花糕，“盛以雕漆盒，彩色纸雕成小旗，上贴金字，插糕上，以供奉先殿及佛堂”。

重阳节还是一年中的第三个女儿节。前两个为端午和七夕。重阳节，父母家要接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吃花糕。如果不派人去接，“女则怨诧，小妹则泣”；如果没有接来，“母则诟”，会生气骂人的。（据《帝京景物略》）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一书中引宋代《岁时杂记》称，民间习俗于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月作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