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宇文所安 著 杜斐然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者按

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快乐的性质、快乐与特定处境的关系、快乐是否仰赖于拥有等问题，都曾引发古人的探讨与沉思。宋人对“乐”的问题格外着迷，同时在新的道德与商业环境下对言说“乐”、获取“乐”做出了许多黠慧试探。《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逐句解读欧阳修、曾巩、苏轼、邵雍、司马光、黄庭坚、李清照等代表性精英的重要文本，也审视11世纪宋代独具一格的文化风貌。

宋代士人的道德评判惯性

欧阳修（1007—1072）曾记下一则他听来的笑话——有两个人，一个有智谋，另一个性褊急，两人都是五代时期的中书侍郎。和凝（和侍郎）看见冯道（冯侍郎）穿了双新公靴，便指着他的脚问：“你这花了多少钱？”冯道翘起一条腿向他展示那只脚上的鞋说：“九百。”和凝立马叫来了他的随从，气哄哄地责骂道：“为什么我的新公靴花了一千八？！”在和凝把随从好好骂了一顿后，冯道微微一笑抬起了另一条腿，指着那只脚上的鞋说：“这也花了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欧阳修有一条评论附后：“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这则笑话可能令当今读者感到怪异不协调的是最后那句评判。欧阳修会记下这则笔记显然是因为那则笑话，但他内心里有某种东西让他觉得必须给它配上点批判性的话才说得过去。从故事中汲取道德教导自古以来就是传统的一部分，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个故事显而易见的感染力与故事所引发的道德教导之间的格格不入。

缘何如此？不妨交代些时代背景。唐代选官，大部分是从官宦世家中物色，这些世家子弟在长大的过程中就了解了政府运作的机制。宋朝录入官僚体制的大多是通过了进士考试的人。这些年轻人主要是在经书中接受道德教育，以历史学习为补充，而历史也是以道德方式来理解的。

这种教育的后果开始在11世纪显现出来，人们总有道德教导的冲动，而且一旦预见到有批评的声音出现就本能地先发制人，本书将要讨论的几个文本就说明了这一点。

快乐与物的道德交织

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文本，其直接关涉的，既不是由金钱和货买充斥着的不断变化的社交世界，也不是由道学或新儒家充分实现了的儒家伦理思想，而是两股势力的相交地带。在这样一个相交地带中，通过购置与拥有来思考“乐”的冲动将会同时遇到来自内部和外部道德评判的声音。严苛的伦理学家程颐（1033—1107）曾试图解释《论语》对“好学”和“乐学”的区分，他说，“好之者”如游他人园圃，而“乐之者”则如在自家园圃。看到这个类比，我们就知道这两股对立的势力相互交织渗透得有多深了。

可以肯定的是，“乐”一直作为一种事实而存在：人们总是有时快乐有时不快乐。但活生生的事实与话语是有区别的，话语不只是宣告一下某个人快乐便罢了，还得思考快乐的条件有哪些，什么能让一个人快乐。在先秦的话语中，一个人可以乐于道，乐于天，乐于学，乐于礼；但将“物”或对物的拥有视为快乐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一般不成为讨论的问题。而到了宋代，这俨然已成为一项议题。

对“乐”的兴趣往往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工具性的空间中：做一些可以带来快乐的事，或者拥有一些可以带来快乐的物。我不是说所有人都相信“拥有”某些东西会带来快乐；有些人明显认为执于物反而会让人不快乐。但这些彼此相反的理念却都是基于一个问题产生的，那就是快乐与物的关系。

在《论语》中，“乐”徘徊于两种状态之间，一种是附着于某些条件，一种是超越诸项条件。事实上，《论语》开篇第一条就在讲“乐”的条件，虽然这种条件不是物质性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但须注意的是，在儒家思想中，有条件的“乐”通常是社会性的；而在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北宋的一些文本中，有条件的“乐”往往是“独乐”，司马光（1019—1086）曾因其私人园林“独乐园”的名字遭人非议。

所有权很难用古汉语来讨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和哲学意义上的“权利理论”产生后，有关所有权的话语体系才发展成熟。

命名、拥有与“乐”的关联

把自己的名字附着于某地，命名就是一种获得所有权的形式。“醉翁亭”便得名于欧阳修的第一个号“醉翁”。欧阳修没造这个亭子，按理说这不是“他的”，但他通过用自己给亭子命名来宣告了对它的所有权。哪怕是给出名字的人没有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如果他有一篇伴随这个名字的文章在友人中流传，“命名”也会变得“有名”。建筑物会因年久失修覆于倾颓，但名字往往比建筑物更耐久；与一个耐久的名字附着在一起的旧址常常得到重建，而且真的是持续不断地被重建，因此，就如同某地有其名一样，因了某名其地也得以造就。命名与拥有是密切相关的：给某物命名就是宣告了对此物的拥有权。

随着北宋的艺术市场的繁荣，及其与其他货币经济市场的结合，“名”也获得了商业价值。一个君子，不管他有多不愿意和粗俗的商界产生瓜葛，可能恰恰会被自己的名号拖入市场的网罗。

当我们看到不断有文本反复讲着“乐”，这并不意味着宋人比唐人过得更快乐，而是意味着“乐”已成为宋代人必须直面的追问。这其实也在说：不管是哪种“乐”，对宋人来说，既没达成也难以触及。

（作者为哈佛大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