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人民网报道，葡萄牙国宝级“法朵”演唱天后卡蒂娅·格雷罗在北京举办了演唱会。我此前对这位葡萄牙女歌者了解不多，翻阅资料后才知她原来是一位医生。这让我想起了几位“脱掉白大褂”的中国歌者。

1935年，林俊卿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0年完成儿科专业学习并获医学博士学位。1941年至1947年，他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师从意大利专家学习声乐，对意大利美声学派的训练方法有非常好的感悟，演唱的意大利歌剧作品声音扎实、气息考究。新中国成立后，林俊卿脱掉白大褂，担任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深入研究并倡导“咽音唱法”，同时著书立说、培育新人。

1949年，楼乾贵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他出生于医学世家，青年时代一边工作，一边自费学习声乐6年，最终于1952年脱去白大褂，转行成为职业歌剧演员。因在歌唱及声乐教学领域成就卓著，楼乾贵于2003年荣获中国“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被尊为中国声乐界一代宗师。

1959年，吴雁泽从淄博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被山东一所医学院录取。他同样出身医学世家，早年受家庭影响立志从医。然而，等待入学期间，他参加中央音乐学院招生考试并被录取，最终选择学习声乐。后来，他成为知名男高音歌唱家，被公认为中西唱法结合的典范。

国内还有更多“脱掉白大褂”进入歌唱领域的人，如毛不易、周深……

我曾听说过这样的表述：“尽管告别了或是最终没有从事医生这份职业，尽管脱去了白大褂或是还没来得及穿上白大褂就进入了职业歌唱道路，但内心深处的那份医者仁心并未消失，依旧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送去关怀与力量。医学与艺术的结合，本质是对生命体验的多维度表达——前者治愈身体，后者抚慰心灵。”

近年，“穿上白大褂的歌者”开始出现，即“艺术嗓音研究”在国内多地悄然兴起，从业者多为原本从事歌唱的人。他们凭借懂声乐知识与具备一定嗓音医学基础的优势逐渐发展壮大，不少办学单位为其中部分人提供了政策、嗓音观察设备、场地硬件等支持。如今，与艺术嗓音相关的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院等规模化组织，已在全国多个城市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活跃了“艺术嗓音研究”领域，打破了此前部分嗓音医生“独霸”的格局。

然而，目前国内具备行医资质、从事“艺术嗓音研究”尤其是“艺术嗓音治疗”的人寥寥无几。因此，当下的“艺术嗓音研究”机构，应对前来“求医”的歌者持极为审慎的态度。若判断歌者存在发声技术问题，可提供参考性意见或建议，并与歌者及其声乐老师沟通，达成解决问题的共识；若通过喉镜发现歌者声带出现病症，则应建议其前往具备行医资质的嗓音治疗医生处就诊。如此，才能对声乐教学与声乐艺术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前不久，《歌唱艺术》杂志刊登了声乐教育家、理论家俞子正对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嗓音研究与矫治专家屈歌博士的采访。俞子正肯定了屈歌在艺术嗓音研究领域的积极努力，同时坦诚指出一些问题，对其从事的事业寄予厚望。而他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我长期思考却未解的困惑。

我曾读过日本嗓音医生米山文明基于医疗实践撰写的《头牌歌唱家的声带》，他治疗的歌者（患者）几乎都是世界顶级歌唱家。对于普通人群的声带疾病，治愈固然是理想结果，即便治疗效果不及预期，通常也不会剥夺患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但对于职业歌者的声带病状，医生必须以“救命”般的敬畏心审慎开展手术——一旦声带手术失败，很可能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职业根基与珍贵的艺术生命。

在中国，不要说一般的“艺术嗓音”研究者，就是有嗓音医疗资质的医生，也少有为国际或是国内大歌唱家实施手术的临床经历。即便不讨论给歌者用药、手术，仅“艺术嗓音研究”机构推行的“喉镜下声部鉴定”“喉镜下歌唱状态分析”，我便存有疑问。50年前，北京一位嗓音医生通过喉镜鉴定，认为我的声带属于“大号女高音”。如今听过我歌声的人，又该如何理解或接受这个鉴定结果呢？从宏观层面讲，我并没有不愿相信艺术嗓音医生、或与他们对立的想法，只是希望艺术嗓音鉴定能愈发准确、真实、可靠，真正帮助歌者与声乐教育者。

我相信，科学发展一定会为声乐艺术进步带来极大便利，也期望随着“艺术嗓音研究”机构的增多，能涌现出“真正懂医懂艺”的医生或“穿白大褂的歌者”。我祈盼，无论“脱掉白大褂”还是“穿上白大褂”的歌者，都能先做到精业，再在精业之上怀揣敬业之心从业，而不是别的。

马金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