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到什刹海一游，在前海东南岸看到一条列入北京传统地名保护名录的明代古街——白米斜街。“白米”的由来有三种说法，一是街上曾有一座古庙，名曰“白米寺”，街道因此而得名，依据是《燕都丛考》的相关记载；二是这里曾为元代存储大米的地方，街道因白花花的大米而得名，这一说法写在白米斜街西南口的标牌上；三是白米斜街全长353米，俗称“百米斜街”，而“白米”系“百米”的谐音讹传。

至于“斜街”，是因为这条街道自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北起于地安门外大街，西南至地安门西大街。什刹海南岸原本房屋坐南朝北，人们临水而居。后来，什刹海水位下降，水域缩小，南岸建筑物向北推移，渐渐形成一条斜街，即白米斜街。

斜街由水岸演变而来

在北京城横平竖直的棋盘式街道格局中，散落着几条有趣的斜街，白米斜街便是其中之一。

元朝时，白米斜街是繁忙的漕运码头，一艘艘运送大米的漕船由南方而来，经通惠河进入皇城后，停泊在白米斜街东北口，而距离码头不远的地方，便是储存大米的粮仓。当时，这一带商家云集，直接或间接服务于漕运的粮店、饭馆、当铺、药铺、茶肆、大车店等随处可见，一派繁荣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方的大米成就了这条街，而将这条街称作白米斜街，可谓顺理成章。

早年间，白米斜街西南口曾有一座白米寺，但有关这座寺庙的具体情况，我在史料中没有找到。据推测，当年的白米寺坐东朝西，由山门、前殿、正殿、偏殿等建筑物构成，是附近居民烧香礼佛的地方。后来，山门坍塌，匾额、佛像以及做道场的法器不知去向，庙里的僧人也没了踪影，只剩残垣断壁，满院荒草。据一位白发苍苍的居民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白米寺原址成了一家街道服装加工厂。

看似寻常的白米斜街，却见证了无数兴衰往事。在明代，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由宦官统领的监察机构东厂以后，随即在白米斜街设立了东厂的据点，负责秘密侦查。到了清代，白米斜街成了皇帝亲自统领的正黄旗驻地。

在白米斜街西南口的墙壁上，我看到一块醒目的标牌，上面是简单的文字介绍：白米斜街11号为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军机处大臣张之洞故居，白米斜街23号曾经居住过“淑妃”文秀。

风云变幻以外，白米斜街还有两个显著的标签，一是书卷气，二是烟火气。

先说书卷气。白米斜街11号院先是张之洞故居，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哲学家冯友兰在朋友的帮助下，以低价从张之洞后人手上购得这座院落。与冯友兰及夫人一同搬来居住的，还有冯友兰的堂妹冯兰、张岱年夫妇。随后，冯友兰的一些好友也陆续搬来，比如，辅仁大学教授李戏鱼、翻译家李霁野夫妇等。学术大家云集，使这座幽雅的庭院变得书香氤氲。

再说烟火气。白米斜街有一家饭庄，名曰“会贤堂”，与聚贤堂、福寿堂、天福堂、惠丰堂、福庆堂、同和堂、庆和堂并称京城“八大堂”的饭庄，成为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经常聚会的场所。而白米斜街南侧的巷子里有一家澡堂子，叫做“乐春堂”，同样生意红火。据说，当年的乐春堂为罗马式建筑，门前的立柱上雕刻着花纹，院子中间还有喷泉水池。

封疆大吏的最后驻留

从地安门外大街进入白米斜街，走了不久，就找到了11号院。门旁标牌显示，这座院落是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坐北朝南的张之洞故居由西侧府邸（11号院）与东侧花园（7号院）组成，两座院落内部相通，后门直抵什刹海岸边。主体建筑包含广亮大门、灰色照壁、上马石及八字门墙等清代官宅元素。宅院内曾建有三幢临海小楼，其中主楼为城砖砌筑的高台建筑，附设中西合璧的观景楼。在张之洞搬入之前，湖北善后总局拨款两万两白银，对这座原先的富商宅邸进行了改建和整体修缮。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奉调回京，担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居住在改建和修缮后的白米斜街11号院，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病逝。就是说，晚清重臣张之洞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两年。

在《北京私家园林志》一书中，作者贾珺写到了张之洞宅院的规模：“宅园格局宽敞，横跨四路院落。中路是住宅主院所在，设有四进院子，各有正房和东西厢房；东路院辟有花园，大门位于东南角，院中堆了一座假山，山上建有凉亭，山下曾经挖有一片很小的水池，旁边种植着繁盛的松柏花草。”由此可知，这座宅院正房、东西厢房、花园、假山、水池等一应俱全，为典型的四合院与园林相结合的住宅形态。

张之洞在白米斜街11号居住时，曾亲笔题写一副楹联，贴在正门两侧——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这是唐朝诗人薛能所作七律《献仆射相公》中的两句，全诗为：“清如冰雪重如山，百辟严趋礼绝攀。强虏外闻应丧胆，平人相见尽开颜。朝廷有道青春好，门馆无私白日闲。致却垂衣更何事，几多诗句咏关关。”张之洞选取这两句诗用作楹联，可谓意味深长。上联说，青春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在朝廷政治清明、有道而治的情况下，年轻人大有施展抱负的好机会。下联说，当选拔人才的门馆公正无私时，就会发现和造就更多的有识之士，从而形成风清气正的和谐氛围，避免纷争，得以清闲自在。

从这副楹联不难看出，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的张之洞，即使到了垂暮之年，依然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另外，他在白米斜街11号居住时，心境是闲适惬意的。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26年，辗转各地，从未修建私宅。任京官17年，一直租房居住，史料记载的故居只有白米斜街11号院（现为民居）。在“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李鸿章最富有，遗产价值白银四千万两，而张之洞的遗产是万卷诗书。对一生简朴、痛恨官场腐败的张之洞，《清史稿》曰：“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末代皇妃的平静时光

文秀故居与张之洞故居同在白米斜街，不同的是，文秀故居没有任何文物标识。如果将其理解为低调，那么刚好与文秀在此居住时的境况相契合。

1931年，22岁的末代皇妃文秀在天津与溥仪离婚。回到北平后，她当过小学教员，但因不堪猎奇者的骚扰，只干了一年多便愤然辞职。此后，她的日子越来越拮据，甚至不得不借住在亲戚家里。迫于生活，她糊过纸盒，摆过烟摊，还在工地上当过担泥送砖的小工。由于无法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又沿街叫卖香烟。饥寒交迫中，文秀历尽人世艰辛。

1947年，文秀在《华北日报》当校对时，与报社社长的表弟刘振东结婚，并在白米斜街23号租了三间南房，安了新家。婚后夫妻恩爱，经常一起到前门大栅栏听戏、下馆子。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文秀，终于感受到了生活的甜美。

当时，刘振东是北平行营长官李宗仁麾下的少校军官，人们便称文秀为“刘太太”。刘太太为人随和，与邻居关系融洽，邻居们经常看到她衣着朴素、笑容可掬地出门买菜。对文秀来说，居住在白米斜街23号院的五年时光是平静的，也是幸福的。1951年，刘振东被分配到清洁队当工人，文秀便随丈夫搬到了清洁队附近的辟才胡同，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直到此时，白米斜街的邻居们才知道刘太太原来是末代皇妃。

文秀之所以隐姓埋名，是因为身份特殊。作为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与皇帝离婚的女人，她简直成了一个传奇。人们对这个敏感话题的津津乐道，使她不堪其扰。

那么，文秀为什么执意与溥仪离婚呢？个中原因，在《我的前半生》《我的丈夫溥仪》《紫禁城的黄昏》等书中均有披露。

1921年，皇宫里的太后们为16岁的溥仪选秀，并准备为其完婚。但选来选去，始终无法确定皇后人选，便决定由溥仪“御笔圈定”。溥仪拿着四张照片看来看去，犹豫不决。最后，他在一个穿花衣服的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个圈，因为他喜欢看女人穿花衣服的样子，照片上的这个人就是文秀。

但溥仪的选择遭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一致反对，因为文秀家境贫寒，相貌也不出众。经过重新选择，婉容被立为皇后，文秀降为淑妃。此后，婉容与文秀的争宠从未间断，就像电视剧里的宫斗戏。渐渐地，婉容得宠，文秀被“打入冷宫”。

文秀曾给溥仪写信，抱怨说：“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孤衾独抱，愁泪暗流，备受虐待，不堪忍受。”最终，文秀毅然与溥仪断绝了婚姻关系。1953年，文秀因患心脏病去世，年仅4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