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与雅典伟业的铸就》唐纳德·卡根 著 王可雅 译 九州出版社

公元前463年，31岁的伯里克利首次在政坛亮相。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雅典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晚的起点，但这也被解释为他谨慎而有规划的策略的一部分。显然，伯里克利等到上一代杰出的两位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和阿里斯泰德退出历史舞台，而客蒙继续在外领军作战时，才决定出场。

古代雅典并不存在我们今天所定义的政党，雅典的政治生态以杰出政治人物为核心，围绕其形成一个个支持者团体。这类团体的组建，首要前提是存在一位足以吸引追随者的领袖。在雅典民主制度下，政治活动的核心是约6000人参与的公民大会。因此，卓越的修辞能力至关重要。

在伯里克利刚成年的时候，雅典最主要的政治家是客蒙。在伯里克利初登政治舞台的公元前463年，客蒙成为雅典的重要人物已逾十年。客蒙之所以能攀上权力的巅峰，既是因为他作为政治领袖的卓越才能，也归功于他清晰阐释问题，并说服雅典人认同其主张的能力。客蒙是伟大的斐赖家族的一员，他通过联姻将“公元前5世纪早期雅典最高贵的3个家族”联系到一起，从而打造了一个权力空前强大的政治联盟。

公元前480年，当波斯军队即将入侵雅典时，时年约30岁的客蒙，已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正是这种才能，为他日后主导雅典政坛奠定了基础。

随着波斯大军逼近，人们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应对。一些人想留下来保卫他们的神庙和家园，而地米斯托克利主张撤退到萨拉米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地米斯托克利的方案意味着将雅典的命运托付给海军；而坚守的选择，则需依赖陆军来捍卫城邦。

和20世纪之前的大多数社会一样，在希腊社会，加入不同的军种会产生社会和政治上的后果。在希波战争结束一个半世纪之后，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在适合组建重装步兵的地方，可以建立一种（形式更加宽泛的）寡头制（因为重装步兵更容易在富人而不是穷人中组建）。那么依靠轻步兵和海军的地方，则完全适合民主制。

地米斯托克利长期支持海军力量发展。海军由那些没有土地、最贫穷的雅典人和他们操纵的桨帆船组成。地米斯托克利因此获得了平民强有力的支持，却不被贵族信任。

相反，客蒙十分富有，这使他成为骑兵贵族小团体的成员。对于客蒙所属的阶层而言，在可选择的情况下，他们通常更倾向于支持陆战。因为当时军事作战的主流形式，与城邦政治权力的分配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关联。但客蒙却清醒地认识到，雅典当下的唯一生机，在于发动一场海战。于是，他召集了一群同伴，穿过城邦，登上雅典卫城。在那里，他将自己坐骑的缰绳献给雅典娜——这一举动象征着，在此危急时刻，城邦需要的不再是骑兵，而是水手与海军士兵。

希波战争后的数年里，客蒙在建立城邦间关系体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公元前479年波斯军队的撤退并非整场战争的终结。波斯帝国虽遭遇挫败，但并没有被摧毁，依然能集结军队卷土重来。小亚细亚及其附近的希腊城邦亟待解放，而其他已经自由的城邦仍须防守。希腊人意欲向波斯人讨还血债，追索战争损失，因此派出一支由斯巴达人统领的军队横渡爱琴海，以求实现这些目标。

斯巴达人很快便落下了长期不尊重、轻慢希腊同胞的名声。斯巴达将领帕萨尼亚斯为人严苛傲慢，这一点令他们和其他希腊人有了隔阂。而率领雅典军队的阿里斯泰德和客蒙行事得体、温和，赢得了盟邦的信任。因此，那些最担忧波斯卷土重来的希腊城邦，纷纷强烈要求由雅典人接替斯巴达人，承担起领导盟军的职责，雅典方面最终应允了这一请求。

作为内陆城邦，斯巴达人始终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本土事务置于首位，因此很快便放弃了对反波斯长期战争的领导权。公元前478年至公元前477年的冬季，剩余的希腊联军在爱琴海中部的提洛岛，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同盟。这是一个永久性的攻守同盟，各成员国在同盟公共议事会中均享有一票投票权，但雅典的领导地位已被明确确立。

（作者为美国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