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距离“二战”结束已有八十年之久，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意识形态方面，“二战”都彻底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纽伦堡审判清算了纳粹的反人类罪行，但这场审判本身却依然存在很多模糊的认知。德国作家乌韦·诺伊玛尔以《作家城堡》一书，回望1946年的纽伦堡，展开了多方面的解读。

备受质疑的审判

1945年末，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战犯及犯罪组织展开了审判，这场审判及其后续审判持续了数年之久，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与记者都驻扎在了纽伦堡的“记者营”中，旁听和记录了这场世界性的审判。

纽伦堡审判开创了历史先河——这是历史上首起经由国际法庭的方式，由战胜方向战败方提起诉讼、尝试以公正的审判来清算战犯罪恶的国际性大审判。然而，从一开始，这场审判的公正性与其清算的彻底性就备受质疑。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由英、法、美、苏四国主导的，受害者向施害者发起的审判，同盟国各国既是原告，又是法官。正因如此，怀疑的种子在开始就埋下了——这场审判究竟是煽动的工具还是正义的体现？

自1933年纳粹夺权以来，德国人已经在媒体的煽动与谎言之下生活了12年，当战火终于停息时，许多人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报道纽伦堡审判的媒体，认为他们与那些纳粹的喉舌并没什么不同，不过就是胜利者掌握了话语权。更关键的是，战后的重建与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纽伦堡人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想方设法寻找食物与煤炭，活过这个难耐的冬天。尽管以乔治·奥威尔为首的一些作家与记者尝试对当地人提供帮助，却收效甚微，大多数人处于心灰意冷的状态。

相较于街头的死气沉沉与阴郁自怜，法庭之内则表现出另一种状态——自开庭以来，审判就陷入了复杂的交错之中，法官们私下不停地争吵，尝试推动自己的想法。而无论是以法官还是记者的身份，德国人都被拒绝参与到审判与记录之中，对于那些在纳粹暴政下顽强生存、尝试抵抗的德国反纳粹人士而言，这一点尤为难以接受。

记者维利·勃兰特（日后的联邦德国总理）满腔悲愤地发表了声明：“我和许多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感到困惑，为什么没有找到适当的方式，让德国的反纳粹人士也参与到这场审判中来……德国的受害者难道没有权利来清算迫害他们的人吗？”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支持者们相信，纳粹思想是一种毒素，毒害了他们所热爱的国家——“纳粹暴政的第一个受害者正是德国本身。”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在法庭上表达他们的想法。

英、法、美、苏都有各自的诉求，苏联代表迫切地渴望为自己鲜血淋漓的祖国讨还血债；美国代表希望经由审判尽快完成德国民主制的重建；英国表现出了一种复杂而纠结的心态，罗伯特·范西塔特抱着强烈的反德情绪，以至于将战争的原因归咎于德国好斗的民族性与扎根在德国历史中的军国主义，事实上形成了对德国人的“反向种族主义”；乔治·奥威尔对极权思想的“传染性”深感恐惧，认为英国同样可能存在生长出极端思想的土壤。

美国总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所做的开庭陈词令人振奋，他明确表示，首批受审的21名被告的命运如何，“对世界来说无关紧要”，审判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向“种族仇恨、恐怖主义和暴力，以及权力的傲慢和残忍”宣战，是为了防止类似暴行再度发生，防止这样的思想死灰复燃。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纽伦堡审判与其后续审判都有着“抓大放小”之嫌，主要战犯与纳粹组织受到了审判，但许多参与者的具体身份没有定性，那些逃过审判的人既没有被惩罚，也没有改变思想，他们将会成为纳粹思想的种子，继续毒害下一代人。审判清算的彻底性存在很大瑕疵。在纽伦堡审判之前，诸如“回形针行动”（注：“二战”后美国实施的吸收纳粹德国科技人才计划）一类的行动就已实施，许多具有纳粹或党卫军背景的科学家、工程师、情报人员被抹除了档案中的不良记录，得以合法地被战胜国吸纳，甚至于西德首个情报组织盖伦组织的领导者、前纳粹分子莱因哈德·盖伦，都被政治赦免，其麾下存在着许多被抹去不良记录的前纳粹德国情报人员。

法庭内外的质问

一个严重影响纽伦堡审判法理性的问题是——作为一场由战胜者向战败者的审判，被告究竟是否有权为自己辩护？又应该找谁为自己辩护？甚至，审判本身是否被“定好了指标”——谁死谁活，有罪无罪，是否在事前就已被决定？这是一场对于审判公正性与清算彻底性的双重挑战。在审判之前，关于集中营的影像已经在德国境内作为教育改造作品被少量放映，但在法庭之上，这些集中营的惨状、“灭绝的图像”首次进入全球大众的视野之中，所有人都被这样骇人听闻的图像所震惊，就连那些被起诉的纳粹领导人也不例外。

德裔美国记者艾丽卡·曼记录下一位辩护律师的话语：“我的委托人应该上绞刑架，越早越好。”毫无疑问，这是纳粹暴行的真实记录，也是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这样的图像点燃了仇恨，被告们被视为了一个整体，都需要为这些暴行负责，而他们则无力为自己辩驳。

希特勒自杀前任命的纳粹德国总统卡尔·邓尼茨是所有被认定有罪的被告中刑期最短的一个，仅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但他的判决时至今日都备受争议，人们纷纷怀疑他作为纳粹德国最后一个元首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罪名与刑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邓尼茨被指控没有履行海军交战的救助义务时，是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替他做了有利的证词——邓尼茨做的一切在美国海军中同样存在，因而，这项罪名并不成立。而被绞死的德国国防军司令威廉·凯特尔与陆军总参谋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其罪名则在其死后的后续审判中被推翻，被认定为正常战争行为。

法庭之上的德国人并不只有被告。在证人席而非被告席上的德国将军埃尔温·冯·拉豪森引起了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他后来出版《第三帝国的兴亡》）的注意，这位德国将军在战时是国防军少将，却也是抵抗运动的一员与刺杀希特勒的策划者之一。长期以来，夏伊勒都以一种悲观的态度看待德国的历史，在他看来，德国的历史构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使其必然迈向战争之路与希特勒的暴政，但在纽伦堡，一个德国将军却向他证明了德国人的品德并非生而低劣。但为何德国人还是踏向了战争之路？德国人会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夏伊勒在他的作品中秉持着反德的态度，但他的这些疑问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书中的一些细节同样值得关注，例如，记者营的待遇问题。在美国记者笔下，记者营内部与纽伦堡外部一样，都面临着煤炭短缺的问题，十个人共用一个狭小的房间，其待遇不仅不如美国的囚犯，甚至不如纽伦堡监狱里那些等待被审判的纳粹战犯，但一些高级记者却可以入住酒店，享受超规格的待遇。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难道这些记者还不如被关押的世界级战犯值得保护吗？官方的解释是，记者营所在的城堡是唯一能满足这么多人安全需要的住所。

不妨大胆猜测，纽伦堡审判的官方并不希望审判的全程都处于所有媒体的关注之下，官方的通讯记者进行记录报道就已足够。而为何这一世界性的事件却会排斥媒体的报道？或许与先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一些记者来到了美军的战俘营“莱茵大营”中，他们为德军战俘所受的虐待所震惊，其报道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纽伦堡审判的官方，并不希望媒体所引起的舆论影响其判决。

普通人的选择

对于德国人而言，纽伦堡审判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些曾经在纳粹时期任职，但未被认定为犯下罪行的官员、编辑、记者、广播员们究竟应该如何定性？纳粹德国与战败后将被重建的德国究竟是何关系？维利·勃兰特将纽伦堡审判称为德国的“零时”，将其视为德国重生的开始，他与德国内部抵抗组织希望将新生的德国与纳粹德国脱离关系——新的德国并不继承于纳粹德国，而是在其尸骨上重建，其法理的来源是抵抗组织而非纳粹或普鲁士。可是，“另一个德国”的概念并不受他们的邻居欢迎，他们怀疑德国的赎罪力度，担心德国就此撇开自己的责任。

凯斯特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聚斯金德（著名作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之父）是两个被“作家城堡”拒之门外的德国记者，他们在战争时期做着和现在一样的工作，他们声称自己是“内心流亡者”，但因种种原因无法逃离，只能在纳粹的心脏里苟且偷生。但他们的声明无助于改善他们的形象，他们依然被视为曾经的纳粹喉舌，而他们所期望的理想——让加于德国人身上的偏见慢慢消散，则遥不可及。另一些德国人，如艾丽卡·曼，她对自己曾经的祖国，乃至自身的民族产生了彻底的厌恶，他们不仅搬离了德国，更是在余生改名换姓，尝试摆脱“德国人”的身份。

在纽伦堡，语言是无力的。当人们面对这前所未有的罪行之时，找不到任何的先例可以遵循，也不知如何才能告慰受害者的灵魂，种种原因都在影响着最终的判决。然而，纽伦堡的审判，其目的从来不是解决所有已有的争议，而是一场探索，一次修补，一次探寻正义的尝试。作者借记者们的眼睛，写下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他们的偏激，写他们的仇恨，写他们的悲伤，写他们的恐惧，写他们的质疑，写他们所想保护的一切……他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质疑纽伦堡审判的必要性，而是思考在种种不同的正义理念之中，我们可以选择怎样的未来。

纽伦堡审判正是属于这未来的首页，它已经作为德国的“零时”被写了下来，但名为“世界之命运”的这本书仍在继续，掌握笔墨的人们应该怎样书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