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金秋最热门的展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通过“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单元，呈现出200件（套）珍贵的文物文献，其中“百年传承”单元中的《清明上河图》再次“出圈”。此外，以黄庭坚《诸上座帖》、传为刘松年的《卢仝烹茶图卷》为代表的宋代书画，一时也风头无两。

繁华宋朝的市井烟火

《清明上河图》纵24.8厘米，横528厘米，其描绘的是清明时节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张择端用一支画笔记录了东京的繁华与风俗，教人体验到了一个大气磅礴的大宋，一座繁荣昌盛的都城。

千年以来，从来没有一幅画和一座城市如此水乳交融，写不尽的繁华，看不完的市井，道不完的风情。可惜的是，天才的画家总是隐藏在作品背后，几乎很少留存更多的文献来呈现画家生平事迹。王希孟如此，张择端亦不例外。

张择端和王希孟一样，都遇到了宋徽宗这个伯乐。宋徽宗治国无能，书画造诣却是不凡。宋徽宗重视画院建设，曾经把绘画纳入科举考试，而张择端就供职于翰林图画院，王希孟更是得到宋徽宗的亲自指点。张王二人都给后世留下了传世名画，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展示了大宋河山的磅礴壮丽，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呈现了大宋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创作《清明上河图》时，张择端运用了诗赋论策中“起、承、转、合”的手法，把一幅长卷画成了一部电影。仿佛一部纪录片的连续镜头一样，慢慢展卷，看到的是一幅连续的画面，情节生动、人物形态丰满、故事扣人心弦。

自问世以来，《清明上河图》一直深受普通老百姓和书画收藏者喜欢。从南宋开始，《清明上河图》的摹本就开始多了起来，“宋人云：京师杂卖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繁简不一，大约多画院中人为之。若择端之笔，非画院人能及也。”孙承泽撰《庚子销夏记》卷八载：“今《上河图》临本最多。”清代苏州画家黄彪以擅长临摹《清明上河图》闻名：“摹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几欲乱真。”可见这幅画在古代就已经被严重商业化了。

《清明上河图》曾五进宫廷，四次被盗走，辗转流传，情节离奇。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时，《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一批珍宝被溥仪带出宫，后来又带到伪满洲国。1945年8月19日，溥仪带着珍宝准备逃往日本时，被苏军截获。5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整理从各方收缴来的字画。当他打开一幅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气势恢宏、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翔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经众专家进一步考证、鉴定，一致认定此本就是《清明上河图》真迹。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故宫博物院。

黄庭坚草书巅峰之作

《诸上座帖》是北宋书法家黄庭坚草书艺术成熟时期的巅峰之作，亦是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此帖为纸本手卷，纵33厘米，横729.5厘米，全文共92行，以狂草书就。

黄庭坚出生于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修水黄氏为诗书世家，在唐朝就有多人高中举人和进士。在宋朝，在黄庭坚中进士之前，修水黄氏有22位进士，在黄庭坚中了进士之后，修水黄氏又有25人中了进士。如此一来，仅在宋朝，修水黄氏就有48位进士。

在祖父黄湜的影响下，黄庭坚自小就喜欢书法。他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他的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黄庭坚的草书师从周越。周越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断层的重建者，其门下出了黄庭坚、米芾、蔡襄三位中国书画史上的大家。宋初书法基本上是承袭唐五代书风，因循无创新，其兴盛期是在宋神宗时期，这个阶段周越便起着承上启下与嬗变转递的作用。周越的字，真、草、行、隶均落笔刚劲，婉隽神韵，字字不妄书，切中规范。尤其草书最佳，学养博厚，最具法度。黄庭坚后来谈及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除了师从周越外，黄庭坚还广泛取法张旭、怀素、颜真卿等名家，更是从自然中悟得笔法，自称于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而笔意大进，形成独特的“荡桨笔法”。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

《诸上座帖》乃黄庭坚晚年为友人李任道所书，内容节录五代僧人文益的禅宗语录。作品笔意纵横捭阖，气势苍浑雄伟，呈现出“如龙蛇飞舞”的磅礴动态。该卷历经宋内府、贾似道、梁清标等递藏，后由张伯驹先生捐献国家。张伯驹先生收藏的珍贵书画较多，比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李白的《上阳台帖》、宋代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都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1956年，张伯驹先生毅然将其收藏的众多书画捐献给国家。

“茶仙”题材影响数代

有宋一代，茶成为全民追崇的饮品，一片树叶步入了文化的殿堂。《清明上河图》亦多次呈现汴河岸边的若干大小茶坊。而此次故宫展出的《卢仝烹茶图卷》则完全传递出烹茶、赋诗的隐逸生活方式。

《卢仝烹茶图卷》的作者传为刘松年。刘松年是南宋宫廷画家，为“南宋四大家”之一，跨越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卢仝烹茶图卷》共描绘了三个人：主角卢仝居于中心，一仆一婢分司其职，构成完整的叙事场景。画卷徐徐展开，梧荫松石间，一座破旧木屋映入眼帘。卢仝安坐于屋前书卷与茶几之间，正侧身回首，神态专注。画面左下角点出仆役的活动——一人肩扛葫芦，正往山溪而去，为烹茶备水。檐下所悬双耳茶釜，与后方若隐若现、手持葵扇的老妪形象巧妙呼应，共同烘托出主人公超然物外、寄情茶书的野逸情趣。

卢仝是唐代诗人，以饮茶闻名，他的《茶歌》（又称《七碗茶歌》）是茶文化中的经典作品，其本人也被称为“茶仙”。

在宋代，“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饮茶不仅是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成为一种文化仪式。明代书画鉴藏家都穆在《铁网珊瑚》卷四中有《刘松年卢仝烹茶图跋》：“玉川子（注：卢仝号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松年图，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热，而长髯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俟七碗之入口，可谓妙于画者矣。夫茶未易烹也。余尝览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隐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

刘松年通过描绘卢仝在山中煎茶的隐逸生活，不但展现了其远离世俗的高洁情怀，还寄托了人们对宁静美好生活的普遍向往。

自唐代以来，以“卢仝烹茶”为题材的绘画历代皆有，且以宋代最多。根据朱万章先生的研究，“卢仝烹茶”的题材之所以受到持久的追捧，一方面有源于对卢仝的追忆与缅怀，如清代诗人张问陶就有《玉川子像为陈闻之题》诗云：“游戏韩门气不酸，不为岛瘦不郊寒。诗人婢仆何妨丑，只作妖童艳女看。”这或可反映出文人圈中对前贤诗人卢仝的崇敬与追念。另一方面，既有对宋代刘松年等人《卢仝烹茶图卷》的继承与创新，延续图像教化的社会功能，又反映出“卢仝烹茶”所宣扬的一种文人生活方式在后世文人中获得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