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律师反映在山东东营一银行取款4万元，银行柜员基于反诈原因追问资金用途，甚至查询该律师银行卡过往流水。双方争执不下，银行报警处理。

“取现用途是什么？”“具体是买什么？”“某某某给你转了若干元，这笔钱是什么？”银行事无巨细的问题有种霸道感：既然用户要取钱，不管银行问什么都得老老实实地回答，仿佛用户的钱还得由银行做主。如果说询问取现用途还不至于使人反感，随意调查银行卡流水的行为则让人深感不适。用户资金信息受法律保护，一般在治安案件调查、犯罪行为调查等情况下，才会涉及盘查流水。银行此举既涉嫌侵权，还给人取款人是可疑分子的观感。

在严峻的反诈形势下，银行保护用户资金财产安全的初衷应当肯定。可超出合理限度的盘查，让反诈走向了层层加码。部分人被骗，是否代表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被骗分子或诈骗分子？难道要把防范之举推到所有人头上，对取款人员无差别盘问？反诈是银行的责任，但银行的责任不止反诈这一项。银行将反诈与服务客户的天平一味倾向前者，即便射中了诈骗分子，也会牺牲普通群众的便利。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取消了 “个人单笔5万元以上现金存取需了解并登记资金来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放宽存取限制，正是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让群众在存取款上少折腾。银行打着反诈的旗号，在取款4万元的情况下也反复追问资金用途，既违背上述管理办法的精神，也在挤压群众的便利，给群众添麻烦。

即便银行喋喋不休地盘问了诸多问题，群众也都一一作答，反诈效果如何还得打个问号。据报道，当事律师在表明取钱是给朋友结婚送红包的情况下，柜员居然称系统里没这个选项。合着取款人光提供资金用途还不行，还得提供系统能接受的用途。如果无法吻合系统需求，是不是还得编一个用途出来？如果取款人真瞎编，银行能否辨别出来，还是说只要符合程序，是不是真用途压根无所谓？要求用户“自证清白”，自己却糊里糊涂；看似尽职尽责的审问，实则把反诈责任甩给了老百姓。为反诈而反诈，何尝不是一种“懒政”。

连日来，有关反诈工作层层加码的事件已出现多起。据报道，山东、河南、云南等地部分网点的核实流程或超出合理范围；江西一些城市的部分运营商营业厅对外地用户办理手机卡，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工作证明、社保证明，甚至还要审核房产证；湖南一医生丈夫的手机号，被运营商以“涉诈风险”停机，办理复通需本人携带无犯罪证明……接连出现的不合理要求与公众质疑的声音，把反诈工作如何更精准有效的问题摆到了前台。

在诈骗分子借助新技术不断提高诈骗手段的当下，让基层工作人员靠磨嘴皮的方式从群众口中套话，实为低效之举。反诈部门更应该考虑优化制度设计，提升技术手段，协调好反诈工作和普通群众的正常生活。少折腾群众，反诈的群众基础才更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