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家长里短的调解中化解矛盾，在便民服务的细节中传递真情，用“微服务”温暖“大民生”。

50年代北京开始建立居委会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原有的街政府被撤销，区政府改为区公所，成为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社区这一层级的指导管理一时失去了抓手。由于基层社会管理复杂，仅靠派出所工作人员无法完成街道繁重的工作任务，于是各派出所将辖区内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众多功能不一的群众组织。

到1952年，北京每个派出所辖区内都出现了各种委员会，如治安保卫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社会救济委员会等，少的有十几种，多的达二十几种。由于这些群众组织多而分散，没有统一管理，给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1954年11月3日《北京日报》1版，《加强街道居民工作，密切政府和居民群众的联系》）

为解决这一问题，市政府多次对居民群众的组织形式问题进行研究，决定改进街道工作：精简各种群众组织，按照派出所辖界建立街道居民代表会议及其常设委员会——街道居民委员会，统一领导推动街道的各项工作。1952年，本市陆续在西单、东四、宣武、东单四个地区选择了一些街道，试建不同类型的居委会。1953年，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城市应建立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的建议。（1997年5月7日《北京日报》1版，《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奠基者伟业永存》）

经过一年多的试点酝酿，1954年10月，市政府决定在城内各区普遍建立居委会，明确居委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其任务是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向政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发动居民响应政府的号召、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等。（1954年11月3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城内各区开始建立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

很快，400多名经过训练的干部先后去往32个派出所管界和海淀镇，开始建立居委会的宣传工作。一个多月后，宣武、西四、海淀三个地区率先建成55个居委会。此举得到居民的热烈响应。西单地区选举期间，一位居民为了了解候选居委会成员的情况，在选举前几天特意去暗访了好几位住户。（1954年11月17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城内七个区和海淀区逐步展开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居委会成立后，日常工作是群众性的治安保卫、民事调解、爱国卫生、绿化美化和优抚社救等，逐步显示出“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的互助互济精神。

1955年盛夏，接连几日大雨，为了避免或减少房屋倒塌引发伤亡事故，各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居委会的干部、群众、积极分子日夜冒雨进行抢救，有的动员危房住户搬家，有的帮忙背孩子、搬东西，还有的主动带着危房住户到自家暂避。朝阳门外东森里一带积水很深，居委会积极分子朱佩文深夜冒着大雨到各户检查危房，动员迁移，赶路时跌倒满身泥水仍旧坚持工作。（1955年8月20日《北京日报》2版，《各区人民委员会和群众积极进行抢救》）

安定门内小经厂胡同是连续四次被评为北京市卫生先进单位的卫生模范地区。这个地区大杂院多，硬件条件不算好，为此，当地居委会把街道划分成责任地段，由居民分工分片负责，每天轮流打扫。每周以小组为单位检查卫生；每月15日，全管界三条街巷的660多户人家家家动手进行大扫除，居委会还会组织检查，公布结果。此外，这里还采取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包片、居民委员包段、院负责人包院的层层负责制的办法，推动卫生工作。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生活，痢疾、肠炎等传染病逐年下降，人们逐步树立了“以卫生为荣”的新风尚，并养成自觉讲卫生的好习惯。（1963年9月18日《北京日报》2版，《小经厂居民委员会是街道卫生工作的一面红旗》）

微利便民服务解决居民烦心事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商业服务网点不足，吃饭难、修补难等“几难”问题突出。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本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鼓励居委会兴办微利服务业。那时候，除调解纠纷、卫生管理等职能外，兴办小型企业、便民服务事业也是居委会的重要工作。

说起来简单，但对于“没钱”“没地儿”的居委会来说并非易事。

为支持居委会兴办便民服务项目，各区采取多种措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1986年，宣武区在八个街道的办事处先后成立了第三产业管理站，并配备专职干部负责居委会便民网点的审批。针对居委会资金不足的困难，区政府又采取长期无息贷款的形式拨给全区289个居委会15万元。（1986年12月8日《北京日报》2版，《宣武区政府采取措施支持居委会兴办便民服务项目》）为多渠道开辟新网点，西城区政府动员驻区的一些单位对闲置仓库、多余的办公用房等进行调改，作为商业服务业、维修业用房；各街道居委会也利用楼群、胡同、院落中的空余住房，建起了群众家门口的微利便民网点。（1988年5月5日《北京日报》2版，《兴建方便群众生活网点1800个》）

随着双职工家庭的增加，“入托难”成为社会的一大难题，不少双职工不得不轮流请假在家看孩子。了解到居民诉求，很多居委会因陋就简地办起了托儿所。天坛南里地铁居委会借用了双职工的住房，利用“时间差”办起三个托儿所，白天房子空闲时收托婴幼儿，晚上让双职工居住，一下子解决了40名儿童的入托问题。西城区潘庄居委会自筹资金盖了两间40平方米的房子，购置了必要的设备，请来四位保育员收托6个月到5岁的孩子30名，使这个地区的婴幼儿全部入托。（1986年7月15日《北京日报》2版，《解决了托儿难》）

在居委会的努力下，一大批便民服务网点出现在家门口的街巷，生活中的诸多不便逐步得以改善。到1987年，本市3000多个居委会兴办起9577个小型商业服务网点，这些便民店坚持了小型、分散、微利、服务的原则，群众需要什么就干什么。据统计，全市居委会共兴办了小型百货、副食、饮食点1000多个；小型修理、理发点和小旅馆680多个；服装加工、拆洗缝补、废品回收点1200多个；“小饭桌”260多个。（1987年2月9日《北京日报》1版，《居委会办小型商业服务网点九千多个》）

还有一些国营服务业不愿意干的、利润低的项目，居委会也见缝插针增加了服务网点。比如拆洗缝补棉活被褥的网点，仅崇文区就有48个，平均每4个居委会就有1个。永外花庄子居委会开设了多种服务项目,除拆洗缝补、承做婴幼儿棉衣棉裤外，居民还可以从这里租三轮车、小推车、老年轮椅等。甘家口东居委会服务中心为居民准备了大量急用而又不常用的生活用品，如鸡毛掸子、铁镐、斧头、药锅等，居民随时可以借用。（1991年7月8日《北京日报》2版，《海淀区建起便民网点2256个 提供53项服务项目》）在安定门街道头条居委会，可以提供洗衣、做饭、换煤气、修电器、修车、擦油烟机等服务，每年登记预约的居民有七八百人次。（1996年7月29日《北京日报》1版，《东城区大力发展微型社区服务》）

作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群众自治组织，虽然居委会各种综合便民服务点条件设施有限，但解决了相当一部分生活中的难题，让居民的烦心事变成“暖心事”。

年轻人“下沉”为居委会注入新活力

自居委会成立以来，戴着红袖箍的“大爷”“大妈”一直是居委会的“标配”。他们多以退休人员及家庭妇女为主，虽然有工作热情，但文化水平不够高，年龄又比较大，参加居委会工作力不从心。市民政局的统计数字显示，1992年全市共有居委会4262个，居委会干部17694人，平均年龄64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两成。（1992年1月5日《北京日报》2版，《居委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施行》）

从1997年开始，为加强基层建设，宣武区、石景山区等先后选派上百名机关干部到居委会担任指导员，协助居委会主任工作。年轻人“下沉”，为居委会带来了活力和朝气。他们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能说会写，宣传《首都文明公约》《居民文明守则》时，既形象又生动；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账卡时，条理严谨又明晰。年轻干部张长义到白纸坊街道街西居委会后，把全居委会辖区分片由各主任、委员包片、包段管理，很快摸清了辖区状况，清除了隐患。后来，这套居委会工作管理模式在全街道推广。（1998年4月27日《北京日报》6版，《宣武区153名机关干部到居委会当指导员》）

1997年5月，全市居委会第三次换届后，5430个居（家）委会的2万余名干部，平均年龄已降至不到54岁，超过八成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1998年1月9日《北京日报》1版，《全市五千居委会注入新鲜活力》）

居委会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步伐逐年加快。到2002年，全市2400多个社区共有居委会干部近2万名，平均年龄仅为48.7岁，其中35岁以下的有856名。而且，社区干部不再有文盲，大多数达到高中以上学历。年轻的头脑给居委会和社区居民带来了现代知识。34岁的邝伟军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2000年参加社区事业干部招考后走进了展览路街道朝阳庵社区，挑起了居委会管理的大梁。社区建设100平方米的卫生服务站和15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站，学过设计、制图的他自己动手，设计出房屋及装修图纸，还包揽了工程核算的任务，为经费有限的居委会节约了不少资金。（2002年10月19日《北京日报》7版，《社区新来当家人》）

共治共享创建美好社区

进入新世纪，北京首家现代社区居委会——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庙北里社区党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揭牌成立。加了“社区”二字，居委会的职能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更加注重居民自治、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等。（2001年3月20日《北京晚报》4版，《新型社区居委会北京有了第一家》）

居委会通过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引导居民从治理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在天桥街道万明路北6号楼里，曾经杂物堆积，挤得狭窄的楼道只能容下一人通过。有关部门多次强制清理，但隔不久就反弹。2002年7月，社区居委会干部挨家挨户劝说之后，全楼住户共同发起了环境整治。为巩固成果，每楼层“层长”和居民代表还组成了楼道清查队，反弹现象再也没有出现。建立环境自治机制的先进经验推广后，近20个社区200余栋居民楼群众自发加入到整治楼道环境的行列中。（2002年10月30日《北京日报》1版，《宣武区二百座居民楼楼道环境自治》）

过去，社区的大事小情主要由居委会管。有时花了不少钱，但老百姓不买账。2011年，东城区推出社区多元参与机制，社区事务怎么管理，由居民说了算。南锣鼓巷知名度提高后，居民和商户的矛盾也日渐突出。社区居委会与街道一起组织了“社区茶馆”“开放空间”等居民讨论会，提出成立社区工艺坊的创意，由街道免费提供店面，并邀请30余位社区居民到南锣鼓巷展卖手作工艺品，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让共建成果转化为共享福祉。（2011年2月15日《北京日报》10版，《东城“自管会”管住社区事》）

从治保巡防到“托老所”“小饭桌”，从柴米油盐的便民网点到夫妻邻里矛盾纠纷调解，从老旧小区的环境焕新到社区文化的繁荣发展，居委会始终是最贴近民生的“神经末梢”，以“小支点”撬动“大治理”，让基层治理的成果惠及每位居民。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