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孙明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清中叶，即清中期，一般指嘉庆、道光两朝，亦有说是向前推至“乾隆中叶”即乾隆三十年以后，并向后延至咸丰朝的，实质是以“盛世”与“中兴”来框定“守文”。毋宁说，这就是清朝国势与社会情状的一个阶段：盛世之后，形势衰微。这是具有政治与社会意义边界的一个历史阶段。

长期以来，清中期史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后视镜”中成像的。这个“后视成像”，以“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为共同前提，建构了两个维度的意涵：一是国家衰朽，缺乏自生的应变能力。二是此时期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强调内生的创新活力。驻足中叶看中叶，或许所见平易而乏新意，却可能正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进而，从晚清向前看，还是从中叶向后看，也就成为一个问题。要观照“中叶”的变局与危机，就势必不能忽略它实际存在的延伸影响。这种影响不是从后向前推导，而是从前向后延长视线；不是前一种推理下的“先导或基础”，而是后人挥之不去的“老问题”。于晚清而言，学者多重视其面对的新世界新挑战，但嘉道时期发端的危机实际上贯穿19世纪中国政治，是清朝的内在政治困境。这是最后一个王朝的政治困局，历经洋务自强、变法新政都无药可解，又随着清朝的覆亡沉入历史的海底。

立足“中叶”，面向晚清，我们似乎就能在清代的王朝史中看到一条线索。它在18、19世纪之交显形，又从19世纪走向20世纪。

“总体性状态”，有大有小。本书循着清中期君臣的眼光，关注清朝的盛衰。在盛世、季世之间，中国政治传统中还有“中衰”“中微”的概念。龚自珍认为，“书契以降”，世分“三等”，“治世”与“乱世”之外，别为“衰世”。这就是他所处的时代，我们又如何来与他一样感知这个时代呢？

与此世势状态对应的时间概念是“中叶”。魏源“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希望从历史参照系中找出自己所处的“清中叶”的时代问题所在。按常理，只有当一个朝代结束后，才能判定何为“中叶”，如果本朝还没结束，他据何而言身处“中叶”？可能的解释是，“中叶”不是绝对的某个时长之中，而是一个特定的政治时间概念，通过将“当今之世”与历代王朝之中叶比照来确定。而据以比照，能够与“中叶”的标签对应的，也就是那个时代的总体性状态。

本书希望从清中叶以降君臣士民对政治社会状态与问题的论说中，体会他们对自己时代的感知。时人的感知未必是“客观”的，可能很不“科学”，在不同眼光下，结论可能完全相反。但是，对于时代状态，时人的感知却也是真切的，是时代状态在个人思想上的真实展开。彼时的感知具有意义，还不仅是作为“历史意见”，补偏纠正现代认知之“时代意见”，更因为它牵连着甚至决定了时人的时代判断，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总体性状态的组成部分。阅读了嘉道时期的文字之后，笔者认为应该为彼时的所思所感写一部“传记”。

所以，笔者关注清朝的世势，更关心时人如何感知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如何调用自己拥有的思想和知识资源，来判断身处何时、去往何处。可能恰是他们对时代位置与时代问题的感知，支持了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世势分析、应变之道、改革方案，又影响了政治、社会与学术的走向，进而参与了历史的进程。

话又说回来，既然是时代状况以及对其的感知和判断，就未免是模糊不清而又“自以为是”的，因此缺乏严格且清晰的时间边界，有某些据以判断的要素又可能与后世的历史分析框架及社会科学理论模型有所出入。对于它，要“格致”，也要“体贴”。

在时代问题与时代位置的论说中，制度是一个基本的着眼点，本书亦以制度为支点之一。在当下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制度”与“思想”往往被人为地判入两途，而在时人的世势分析中，制度、政事与学术、风俗是同处一局、彼此关联的。制度作为生命系统的盛衰，与王朝的周期曲线若合符节，二者也总是在士人心中“共鸣”。他们重视制度，而褒贬却与今人不同，持有“法立弊生”“法久弊生”的原罪式观念。这是什么样的制度观念？通往什么样的时代理解？如能重视制度出现了何种问题、士人如何认知与应对此种“制度病”乃至一切诸病，则会使时代感知的研究脱出思想史或观念史的一般样态，转入对总体性的政治与社会情状的再现。

我想接近、体会和理解的，就是当日政治与社会的总体性状态。要达至此种理解，似乎第一步仍是得回到“清中叶”，循着士人的眼光与心思，去观照时代情势。描摹层累达致之总体理解，体会时间边际模糊而又作为总体状态与时代感知灼然于胸的“清中叶”，方可为更深入的结构性分析提供前提。

在君臣士民议论之间，用以引出此总体世势的高频词汇是“积弊”，可谓“时代语汇”。如果不拘于其庸俗化表达，不将其与吏治道德批判画等号，而是解析其作为机制与动力的内涵，则将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题为“清中叶”的立体画卷，从“法”到“势”再到“世”，积弊成敝，世势变迁，层峦叠嶂。

从“积弊”望过去，是“中叶”的时间之境，是王朝周期的运数之理。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