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龙戏凤》中的情节也并非全部子虚乌有。翻看一下毛奇龄的《武宗外纪》，便可找到其中的联系。

毛奇龄‌（1623—1716），浙江萧山（今属杭州）人，清代学者、诗人和文学家。康熙十八年（1679），他被荐举为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因为一同编史的人“不忍斥言人主之过”——不忍心把关于皇帝的真实历史都写入《明史》，所以明武宗的许多劣迹就“轶而不录”了。毛奇龄则认为：既然要以史为鉴，那就不应该有所忌讳。于是他将《明实录》中的一些材料编入了《武宗外纪》。所谓“外纪”，即“本纪”之外的补充，所以“外纪”中的材料是有一定可信度的。

据史料所载，明武宗朱厚照不顾群臣的反对，以“威武大将军朱寿”的名义四次“巡边”，到过宣化、大同、太原，最远到过陕西榆林。怂恿朱厚照出关的，是江彬。这个人很勇敢，曾在危急时刻奋不顾身救过朱厚照，所以深得朱厚照信任。这个人也非常狡猾，摸透了朱厚照的心思。他用以引诱朱厚照出关的，一是可以亲自率兵和屡次犯边的鞑靼打仗，抖一抖威风，一是关外多美女——他深知朱厚照的这一大喜好。据说朱厚照作的诗中有这么两句：“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而《游龙戏凤》的戏中，正德皇帝也有一句唱：“好花儿出自深山内。”——是不是如出一辙？而朱厚照在关外的所作所为，也印证了史料中的相关记载。下面这段材料是《外纪》和《明实录》所共有的：

“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朔（初一），上（武宗）微服从德胜门出。九月，驻跸宣府。江彬，宣府人，欲挟上自恣，始诱为西北之行。既幸宣府，遂营建镇国府第，上居之乐，遂忘归。每夜行，见高门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妇女，居民苦之。至有阴（贿）赂彬以求免者。后军士樵苏不继，至毁民屋庐以供爨。市肆萧然，白昼户闭。”

夤夜闯入民宅，索要吃喝，搜寻妇女，这竟然是皇帝的作为！若在酒肆中遇见漂亮姑娘，他的举止恐怕就不是《游龙戏凤》中演绎的那般矜持文雅了。再看他率领的士兵，做饭没有柴火用了，竟然拆民房的木料。军纪如此糟糕，跟土匪又有何区别！《武宗外记》中写道：“凡车驾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数十车，在道日有死者”——这其中不知有多少个李凤姐。

据《明实录》记载，朱厚照确实从山西带回一个刘姓女人。

“初，上在偏头关索女乐于太原。有刘良女者，晋府乐工杨腾妻也，以讴进，遂当上意。及自榆林还，复召之，载以归。自是大见宠幸，饮食起居必与偕，左右或触上怒，阴求之，輙一笑而解。江彬诸近幸皆母呼之，曰刘娘云。”

偏头关位于今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朱厚照在这里让五百里外的太原给他提供女乐，从中看上了一位唱歌的“刘良女”，是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朱厚照随后把她带回了北京。《外纪》中称之为刘美人，没有说“江彬等人以母呼之”，而称其为“刘娘娘”。

看来武宗真喜欢这位刘美人。《实录》和《外纪》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武宗南征朱宸濠时，先把刘美人安顿在了通州，约定回头来接她。刘美人给了武宗一个簪子，以为信物。过卢沟桥时，武宗骑马将簪子遗落，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到了临清，武宗派人去接刘美人，因来人没有簪子，美人不肯行。于是武宗“独乘舸、晨夜疾行”赶回张家湾，亲自接上了刘美人。

刘美人可能到死也没有得到封号。有一种说法是：刘娘娘死在了嘉靖朝。

由此可见，《游龙戏凤》中的正德皇帝，跟他在史籍中所留下的形象，多少还是有些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