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通州是北京门户的话，张家湾就是通州的门户。这里是潞河下游，南北水陆要会，元明清三朝，“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歌相闻，最称繁盛”（《长安客话》）。此地为何叫张家湾？据《方舆纪要》：“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因为元朝万户张瑄在此督办海运，这才有了张家湾之名。

要说元朝海运，就不能不说到张瑄。

公元1276年，元大都建成，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在北方崛起。“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而大运河是唯一的运输线。可是“运河浅隘，不容大舟”，有些区段还要将粮食从船上卸下，走陆路、用车运，然后再上船，十分不便。为增加运河水量，朝廷动用民夫开挖新河以引海水，但“劳费不赀，卒无成效”。

至元十九年（1282），丞相伯颜提议海运。朝廷虽然应允但“未知其利”，继续让老百姓开挖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春，有官员向忽必烈禀报：“不用挖新河了，海运船队到了！”一支由六十艘海船组成的船队，装载着四万六千余石粮食，由海路从江南抵达通州。押运这批粮食的，是罗璧、张瑄、朱清三人。

张瑄、朱清二人，是海上运输线的开拓者，因为这条航线他二人六年前走过一次。

至元十三年（1276），伯颜率军灭掉南宋后，曾命张瑄和朱清押送南宋皇宫的衮冕、符玺、图籍、宝玩等，由海路运往大都城。之所以选中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曾是海盗，熟悉海上情况、有航海经验。据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三十》中说，“浙西朱张二豪本樵夫，乘乙亥（至元十二年）丙子伯颜入临安之时南北云扰，入海剽劫啸聚，凡所杀掠，皆富商巨贾，由是大富”。另有史料说，张瑄是嘉定（今上海）人，少时无赖，追随朱清贩私盐被南宋官府追捕，二人遂入海为盗，后来降元，随元军攻打南宋。《元史·世祖纪》载，因“收宋二王有功”，总管张瑄升沿海招讨使，升千户罗璧管军总管。

罗璧（1244—1309）是镇江人，宋朝军官罗大义之子，十三岁而孤，长大后跟随朱禩孙一起降元。至元十九年，镇守上海的罗璧奉丞相伯颜之命，在两个月内，监造出平底海船六十艘。首航成功后，罗璧被赐予金虎符，晋封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至元二十年，朝廷为海运设立了两个万户府，朱清为万户、张瑄为千户。到至元二十四年，设立了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同时又增设了两个万户府。

至元二十八年（1291），“用朱清、张瑄之请”，并四个万户府为两个漕运万户府，“只令清、瑄二人掌之”，下属千户、百户等官，“分为各翼，以岁督运”——张家湾之历史应始于此。

至元二十年的首航，是沿着海岸线行进的，这就要绕一个山东半岛，加之“风信失时”，“路多浅沙，行月余始抵（山东）成山”，从上海到杨村码头，一个单程走了好几十天。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人提出调整航线，少走些弯路。三十年，千户殷明略又开辟一条新航线：由江苏刘家港入海，至崇明向东，入黑水大洋，直奔山东半岛东端的成山，至登州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海河）。这条航线显然近多了，顺风时十余天便可抵达大都。岁运粮食也由最初的四万石增加到三百五十万石。《元史·食货志》云：（海运）“其所以为国计者大矣。”到元朝末期，元大都的经济生活几乎完全依赖于海运。由此而论，朱清张瑄二人功不可没。

朱清张瑄二人后来官至江南行省左丞，位高权重之后，开始聚敛财富，以致家财巨富。大都城的城墙是土筑的。朱、张二人提出：“自备己资，以砖石包裹内外城墙。”但不知为什么，被忽必烈拒绝了。大概怕有损皇家颜面吧。

朱、张二人是如何敛财的？《元史·食货志》说：（海运）“历岁既久，弊日以生……押运监临之官与夫司出纳之吏，恣为贪黩，脚价不以时给”——不仅贪污，还拖欠民夫脚钱。

张瑄的儿子张文虎后来也官至万户。此外，他二人“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交番夷中，舆骑填隘门巷，左右仆从皆佩於菟金符、为万户千户，累爵积赀，意气自得”。（据陶宗仪《辍耕录》）

大德六年（1302），江南有个叫石祖进的和尚，向朝廷举报朱清张瑄二人十件不法之事，忽必烈之孙铁木尔皇帝命三天内必须查办。朱清张瑄闻讯，急忙斥巨资向蒙古高官完泽、脱脱行贿，但已于事无补。二人田地浮财尽被籍没，家人亲属被捕。朱清自杀，张瑄、张文虎父子伏诛，但是“张家湾”这个地名却永久地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