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先生（1925—2007），江苏江阴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古典文学专家、藏书家，在中古文史研究、小说史、版本学、碑刻学等领域造诣宏深，著述甚富，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是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杰出学者之一。今年是黄永年先生诞辰100周年，回忆和先生的交往，受先生教导、鼓励、提携的情景，百感交集。遂写成小文，以寄托对先生的感念之情。

晚年黄永年先生在书房兼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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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籍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得到巨大发展。1981年，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恢复，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各重点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1985年，根据高校古委会安排，山东大学古籍所等单位招收了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我是山大古籍所古籍整理研究生班的学生。1986年，霍旭东、刘聿鑫、徐传武三位老师带领我们研究生班到洛阳、西安等地考察实习。在西安特别请黄永年先生讲课，地点在陕西师大古籍所。当时我们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去实习的九个同学，和陕西师大的研究生一起听课，教室里有三十几位同学。黄先生讲版本学。讲到古籍“善本”的标准，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圆圈，互相交叉。这两个圆圈，一个是“文物性善本”，例如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稿本、名家抄本、名家批校题跋本等，都是文物性善本。另一个圆圈是“学术性善本”，指的是精校精注本，错误少、内容全、注释精。这两个圆圈有交叉，交叉的部分就是两个标准同时具备的，不交叉的部分就是只具备一个标准的。还说图书馆、博物馆等收藏单位讲究的是文物性善本，而读书治学还要特别注意学术性善本。可以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此以后，我对善本的认识就不再模糊了。

我们实习考察途经郑州，我在郑州古旧书店买了一部中华书局影印的《四库全书总目》，精装2册，18元，当时是大价钱。到了西安，又在古旧书店买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精装1册，4.6元，是旧书重新标价的。还在某书店买到一册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的著作《古籍整理概论》，砖红色封面，书名烫金字，平装本，10多万字。这部书我读得特别认真，我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几十年，我的古籍整理知识可以说基本上来自这本书。1992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于首奎等先生主编的《世界百科名著大辞典》，其中的一个词条“《古籍整理概论》”是我撰写的。

黄永年著《古籍整理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黄先生在那次讲课时，说教师在课堂上要讲自己的心得，不能只是照本宣科。还说：“我讲的都是我明白的，不明白的不讲。我在这里讲课不脸红。”他指指自己的脸。我后来也当了老师，就奉黄先生的教导为准绳。1999年，根据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谭好哲教授的安排，我为山大文学院研究生开设必修课“文献学”，每周4课时，4学分。在备课写讲义过程中，力求贯彻黄先生的主张，多讲自己的学术心得。这部讲义《文献学概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受到欢迎。这其中黄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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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国务院第三次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会上周绍良先生提出《四库存目》书很重要，建议调查收集影印一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四库全书》配套。胡道静先生表示赞成，并列举了《四库存目》的重要文献，如李卓吾的著作。我读了国务院古籍小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刊登的周绍良先生、胡道静先生的发言，非常震惊。因为我那时正在做《四库存目》书的调查，并撰写《四库存目标注》。我马上找到出席过这次古籍会议的董治安先生。董先生提议我写一篇研究计划，寄给古籍界专家傅璇琮、赵守俨、安平秋、章培恒、周勋初、黄永年，并开了地址。我模仿孙诒让《温州经籍志叙例》，撰写了《四库存目标注叙例》，给各位专家写了信，随信附上《叙例》。《标注》后来申报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古籍组评委有黄永年先生，先生给予明确支持，获得立项。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会长、北大历史系教授刘俊文先生根据周绍良先生的意见，向国务院古籍小组提出编纂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计划，获得组长匡亚明先生批准，成为国务院古籍整理项目。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出任总编纂，刘俊文先生任工委会主任、副总编纂。国务院古籍小组秘书长、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接到我的信和《叙例》，回信热情鼓励，说要向匡亚明先生汇报，并把《叙例》刊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1993年1月，北大成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工委会，傅先生又推荐我加入工委会。1994年9月，北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我应邀担任编目室副主任，以后担任总编室主任、常务编委、工委会委员，住进北大，到1997年10月底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辑出版工作，前后参加《存目丛书》工作近5年，住北大工作3年多。

在北大期间，黄永年先生应邀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我的导师王绍曾先生，以及古籍界周一良、周绍良、冀淑英、刘乃和、王钟翰、程千帆、杨明照等先生，都应邀担任学术顾问，在北京开过多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后古籍界老辈聚集在一起的难得机会。

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价值，学术界起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意义不大，“不宜印行”。也有学者认为意义重大。争论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

1994年9月11日至12日，《存目丛书》工委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作座谈会，我应邀出席。11日上午会议在北大临湖轩召开，季羡林先生、周一良先生都讲了话。黄永年先生应邀出席会议，为这次会议赋诗二首，我久久不能忘怀，录在这里：“木天旧业得传人，擘画经营说苦辛。莫羡乾嘉文物盛，临湖轩里自生春。”“评量何必计瑕瑜，此亦书林一壮图。会见琳琅齐插架，应歌四库少遗珠。”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版本学家，黄先生用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一观点与季先生、周一良先生可谓不谋而合。他们的看法令我这个文献学的初学者心服口服。这是我参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第一堂课。

这次座谈会还安排了分组讨论，地点是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对面的盛唐饭店。我担任老专家组秘书。记得老专家组有周绍良、黄永年、冀淑英等先生。黄先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支持《存目丛书》工作，也介绍了自己的古籍工作经历。吃饭的时候，图书馆古籍界人不少，总有一二十桌。我和黄先生一桌，我给黄先生说：“《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编得好，要言不烦，该有的信息都有了。”黄先生马上说：“是我的学生宋平生。”他站起来大声叫：“宋平生——！”宋平生马上小跑过来：“黄先生，我在这儿。”黄先生指着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杜泽逊同志。”从此以后，我和宋平生就成了好朋友。黄先生带来两本《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线装本1册，很规矩，是黄先生编写的。看体例，和《人民大学善本书目》一路，特殊善本有简要提示，例如《四库存目》就有提示。这两本书目，黄先生送给周绍良先生一本，另一本给了我。

黄先生在北京期间，宋平生、辛德勇来往最密切。有一次辛德勇从琉璃厂中国书店古书展销会买来一堆古书，直接拿到盛唐饭店黄先生房间，摊在地板上，一种一种给黄先生看，好像小孩子在外头捡到宝贝向大人详细汇报。黄先生边看边议论，一种特殊的快意浮现在脸上。一起来的还有北大的吴鸥老师。辛德勇买到的一捆道光间汪远孙家振绮堂刻的书，开本大小不一，都是初印本。黄先生说应该是准备印丛书的最初模样。

盛唐饭店对过，有个饭店叫“三石野菜村”，我代表刘俊文先生在那里请黄先生吃饭，宋平生、辛德勇、吴鸥作陪。最主要的一道菜就是东坡肘子，炖得很烂，香软可口，黄先生吃得很高兴。宋平生告诉我，这是黄先生最喜欢的一道菜。有了这东坡肘子，其他配几个小菜就可以了。黄先生不喝酒，吃好了就乘兴谈书林掌故，哪年在上海什么店见到谁的稿本，略一翻看，确信无疑。一五一十，数十年前事，如在眼前。盛唐饭店会议之后，我和黄先生才算建立了密切联系，与黄先生的高足宋平生、辛德勇也有了特别亲近的感情。为了《存目丛书》向黄先生请教，也就越来越多。《存目丛书》收入的4508部古籍，善本比例很大，其中宋元版大约数十种，明版多达二千多种，名家抄本数量可观。都是影印的。因此，不仅对查找文献资料是个巨大宝库，对研究版本学也提供了丰富的可资比对的样品。

黄先生曾经打电话要我复印一本南宋野史抄本，说要和自己的本子对对。我很快复印寄过去了。辛德勇、宋平生两位都有一定数量的收藏，有的是《存目》书，也慷慨提供给《存目丛书》使用。辛德勇、宋平生家里我都去过，到了就是看书。宋平生请我到家里吃饭，嫂夫人做的粉蒸肉，二锅头每人一大杯。女儿宋白，很聪明。饭后马上收起碗筷，擦干净桌子，铺上报纸，拿出善本几种看。其中康熙顾嗣立秀野草堂刻《昌黎先生诗集注》初印本，所用开化纸细白如雪，黄先生手跋，终生不能忘。他说黄先生来北京，喜欢住人民大学东门内招待所，“我就拿几部书放他那里，请他抽空写几行”。

《存目丛书》的会议，后来多次在邮电疗养院开，地点在北大西门外蔚秀园西边。一次陪黄先生吃早饭。先生问我哪里人。我说滕县。黄先生说，明代李流芳有诗：“谷城山好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银。”说到“白似银”，声调拉长，脑袋晃一晃，“白”字念“伯”，特别有味道。我说：“黄先生，您哪里记得那么多？”黄先生说：“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过一册《王士禛诗》，薄薄的。里头说钱牧斋、王渔洋经过滕县，都和过李流芳的诗。王渔洋诗‘不见花开白似银’。”我对黄先生博览而强记，钦佩之至。当然黄先生谈读书，说过不必要硬记，多读就行。大概每个人脑子不一样，黄先生过目不忘，也不是可以简单效法的。

黄先生在陕师大古籍所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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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先生来北京，有几次是我接送。他要求软卧，而且对于谁接送也有一定要求。

有时候黄先生来开高校古委会的会，我也去看望，也找机会请黄先生吃个饭，特别点东坡肘子，记得那道菜26元。

还有一次，大约1997年，和刘玉才兄同往北大南门外一家旅店看望黄先生，黄先生把两部稿子交给玉才教授。大概一部是《古籍版本学》，一部是《史部要籍概述》，都是亲笔誊录的清稿，是古委会主持的“古文献学基础知识丛书”系列的两种。黄先生效率很高，写的著作多，而且快。我把写的《四库存目标注》样本给黄先生看。黄先生看了说，就是这样。这之前黄先生曾建议我把《四库存目标注》写定出版，然后再图增订。我还问过黄先生，张乃熊的印章“菦圃”，“菦”字刻成草字头加“近”，如何过录，黄先生说“照描”。还有一次问黄先生，明代抄本，有“玄宰”印，可以作为鉴别参考，如果没有这个印，如何确定是明代抄本？黄先生说“只能是毛估”。

黄先生来北京，有时候是赶琉璃厂一年一度的古籍展销会。有一次，宋平生约着我一起陪黄先生去，打“黄面的”，一大早就到了，在海王邨那个大院子东边巷子里的大门外等着。时间到了，门一开，等待的人一拥而上。干什么？急赶到院子中间的大案子边，案子上堆满了不成套的古书，伸出两手抱一抱，转身蹲地上，开始一本一本挑。这些书一块钱一本。那些抢到书的人，把不要的书从胳肢窝扔回案子上。黄先生气喘，又是大教授，迈着方步往里走，我们青年人只能跟在黄先生身后，等走到大案子，案子上一本书也没有了。我站在案子旁边，人家扔回来我就捡，捡够50本，交款，营业员包一下，用绳子捆好，我就提着去找黄先生他们。黄先生是不看那些一块钱一本的，他直接去看摆在架子上的一套一套的全本，从容挑选。我买了一部咸丰刻本《续山东考古录》，一函四册，白纸，400元。辛德勇说：“好书。”他是历史地理学专家，他的话可信。

1997年10月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结束，在北大光华楼开总结大会，有约三百人参加。我奉命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结发言。黄永年先生在发言中，明确指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古籍整理的一大贡献，他说：“还有一个成果，就是杜泽逊同志所撰《四库存目标注》，是目录学上一大贡献。”他指着在台下的我说：“希望快点出来。”11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又召开了竣工庆典，黄先生也出席了。会后我就陪王绍曾先生回到山东大学，结束了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的工作。

在北大期间收到过黄永年先生几封信，存有二封，过录于下：

1995年12月3日函：“泽逊同学：在京晤谈甚畅，《存目丛书》之编集细密如此，诚可喜可贺。年于卅日中午承费心送上火车后，一路顺利，一日清晨返归寓所，均祈释念。车票及送票费收据各一纸附上。专肃，敬颂文祺。黄永年顿首。95年12月3日。”

1997年9月21日函：“泽逊先生：年与贾二强君所编集之《清代版本图录》已出版。记得先生似需要一部（年已渐老化，有些近事常记不清），乞示，当即挂号寄奉。此书赠书不多，但年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另买了几部。前似说打折扣代买，今已不必，即以奉赠。但乞勿外传，对外即说是代买的，否则一扩大，年无力承受也。又《存目丛书》结尾工作想顺利，会是否定于十月下旬开，日期已否确定？一俟确定，盼即告我，能来长途电话通知日期更好。以西安买火车票是用电话订购办法，提前不超过一个月即可订购，迟了即购不到矣。专此，顺颂文祺。黄永年顿首。97年9月21日。”

黄永年先生致杜泽逊信

这封信我的回信当时复印留底，现亦过录如下：“永年先生道席：九月二十一日手教奉悉，大著《清代版本图录》原拟出版后即购买一部，奉为案头学习之要籍。今蒙见赐，曷胜铭感！又闻先生将续辑《抄校本图录》，书林将再添一部好书，不胜仰慕。愚意抄本大都墨色较浓，易于影照。校本则往往涂乙勾改，宜取套印之法方能留真。《四部丛刊》中《鲍氏集》为毛校宋本，係以朱笔径改者，商务印书馆用朱墨套印，效果极佳。如果仅用墨印，则校改之字尽成墨团，无可展阅矣。二强先生虽不曾谋面，但心仪已久，此次来京，必能畅谈。拍摄书影事宜，后学当尽力效劳。昨至厂甸，得永乐刊《华严经》卷七十四，一册，经折装，白棉纸，可作教学样品，现复印纸背，供先生一阅。天气转凉，尚乞珍卫是幸。即此敬颂撰安。后学杜泽逊顿首。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清代版本图录》线装本一函，就由贾二强兄送到北京，分给几位友人。其中有我一部，深感黄先生厚爱。我在北大西门外路西一家小酒馆请二强兄吃了饭，谈了很久，满足了我的意愿。从此以后二强兄也就成了良师益友。

1997年底我回到山大，和北大刘俊文先生仍有学术联系。刘先生很快规划了新的重大课题，开发《中国基本古籍库》。这是改变我国古籍研究生态的划时代巨大工程，祖祖辈辈翻书过日子，改为上网查数据库，这是一个真正的标志性里程碑。我曾经发表文章，把刘俊文先生和王选先生相提并论。在筹备的过程中，应该是1998年，刘俊文先生要我拟定文学类3000部书，我和程远芬拟定了3000多部，交给刘先生了。刘先生办事地点在友谊宾馆，我也去审过一些类的拟目。小学类目录是刘先生通过我邀请山东大学刘晓东教授拟定的，而史部目录是刘先生在友谊宾馆让我打电话邀请黄永年先生拟定的。当时请黄先生开2000种书。我回到济南又写一封信，请黄先生收到经费后即可动手。黄先生很快完成了，开了1800种，并且说就这些。这和刘晓东先生风格差不多，都是很有把握。刘俊文先生曾邀我担任《中国基本古籍库》执行副主编。我考虑到自己技术上外行，加上《存目丛书》编纂工作在北大住了三年多，担心山大方面政策上不允许，就没敢答应，只参加了拟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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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31日到4月2日，我在山东大学古籍所主持召开了“海峡两岸第二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了三千元经费，由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出席会议的40余位学者，陕西师大黄永年、中华书局程毅中、复旦大学吴格、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南京大学徐有富、浙江大学崔富章、武汉大学曹之、华中师大周国林、台北“故宫”吴哲夫，以及东吴大学王国良、周彦文、陈仕华等专家都聚集到济南。会议宾馆在山东大学东边闵子骞路桃园大酒店。黄先生讲了《新书目答问》的必要性和编纂设想。会后特别留黄先生多住了几日，给山大古籍所研究生作了报告（座谈的形式），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也邀请黄先生讲古籍版本学。

会议期间，一天晚宴，在桃园大酒店，有人拿来一本古书请黄先生看。没头没尾，1册，开本稍大，白纸，大黑口，双黑鱼尾，四周双边，墨色颇浓而不匀。黄先生看了，递给我。我看了说：“黄先生，这个不晚。”黄先生说：“就是嘛。”我把书交给黄先生，黄先生就还给那位书友了。这本书版式、字体、墨色、纸张和黄先生《版本学》里说的明前期刻本吻合。有时候不明说“明前期刻本”，但是意向是明白的。

这次黄先生来济南开会，我事先写信邀请黄先生和贾二强老师一起来，2001年3月9日黄先生回信，过录如下：“晓东、泽逊先生赐鉴：尊所举办海峡两岸文献研讨会，年自当应召参与。谨寄上拙稿，惟只是刍议，不足充学术论文耳。专肃，敬颂文祺。黄永年顿首。三月九日。治安先生均此。又，敝所贾二强副所长以课务繁重，届时恐不克到会，尚祈原鉴。”

我还写信给黄先生要了一幅字，理由是搬了新家（山大第五宿舍二号楼）。黄先生很慷慨地作了一首诗，写成条幅带来了。内容过录如下：“历下从来翰墨场，明湖觞咏亦辉光。纪阮簿录更承继，合共前贤较短长。小诗赋奉泽逊先生雅正。黄永年。”下钤“永年词翰”朱文方印。时间当然是2001年3月。

黄永年先生墨宝

我的《四库存目标注》经过艰苦努力，2005年写定了。早就请黄先生写序言，这时候开始写信催。黄先生2003年12月某日回复如下（济南历城邮戳“2004.1.2.”，信写在陕西师范大学印制的贺年卡上）：“恭贺泽逊先生申年新禧。黄永年拜上。”（左栏）“承嘱为尊著写序，自当从命。最好全书完成，拜读前言及小部分大稿，然后命笔。庶不致徒说空话，如此写序亦不过一周即可缴卷，必不有误刊行也。”黄先生的这个贺岁卡估计是接到我的贺岁卡回复的。我的贺岁卡一般是借机写个短信，汇报近况。

2004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委托我主持的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开工。这时候《四库存目标注》还没有最后完成。为了不耽误，我加快速度，于2005年完成了《标注》写定工作。上去开创之初的1992年，已经14个年头了。我又写信请黄先生写序。2005年10月14日黄先生函：“泽逊先生赐鉴：手示奉悉。大著序言草就，嘱人用电脑印出清本寄上，不知尚合用否？年今岁已届八十，无力从事学术研讨，惟思留点回忆录之类，亦因循尚未动笔也。肃此，敬颂著祺。黄永年顿首。二〇〇五年十月十四日。”我的书2007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黄先生2007年1月16日去世，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黄永年先生是我学业上的榜样和模范。黄先生的书我都买（有好几本是黄先生赠送），文章见到了都看。有一次中华书局出版了黄永年、黄寿成父子整理的《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永年先生长篇前言我看了两遍，钦佩之情难以言表，推荐给周围同好：“前言写到黄先生这样，就算到家了！”

黄先生去世后，我几次都要写篇怀念文字，总是觉得要写得全面一点，而正是这点，让事情拖延下来，常常在心里萦绕。今年先生诞辰100周年，陕西师大古籍所主办黄永年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寿成兄发来邀请函，又趁来山东大学尼山学堂国学人才班讲授碑刻学之机当面邀请。我当然要趋前参会，表达缅怀景仰之忱。不料腰病忽发，不能成行。只能勉力写成这篇小文，以表达对先生的深深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