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的师傅、朝中帝党之领袖的翁同龢，本来是光绪变法维新的支持者。然而就在变法刚刚开始、《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五天，翁同龢突然被罢职了。

时间回到戊戌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这天是翁同龢任协办大学士一周年的纪念日，皇帝和太后在此之前给了他优渥的赏赐。这一天，翁同龢正准备入朝谢恩，不料，太监传出话来：“别的人进去，翁某就不要进去了。”翁同龢正在纳罕，不一会儿，朱谕下颁：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据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说：这一谕旨有如“霹雳一声，朝野同为震骇”。翁同龢本人更是觉得意外，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一事实。第二天中午，翁同龢等候在光绪退朝经过的宫门口，打算待光绪来到这里时在道旁叩头，希望事情有所转圜。光绪皇帝来了，只是回头看了他一眼，却没有说话。翁同龢“黯然如梦”，只好于五月十三日离开北京，走上了回原籍之路。

翁同龢为什么被光绪皇帝突然罢免？一些史料将他被逐的原因归结于慈禧，说由于他支持光绪变法而被慈禧视为眼中钉，赶走翁同龢，等于切掉光绪的臂膀，目的是扼杀变法、迫害光绪。最先为此做出判断的是梁启超。他在《戊戌政变记》书中说：“翁同龢为皇上二十余年之师傅，皇上之发愤变法，翁之力居多。而太后与满洲大臣忌之特甚，故于四月二十七日下朱谕，勒令回籍。”

然而，历史的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慈禧太后并非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有材料说，慈禧同意光绪变法，只不过要求他不要操之过急。她对光绪说：“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只要能使国家富强，你就去做好了，我不限制你。于是，光绪才有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

历史学家吴相湘根据翁同龢的日记得出结论：赶走翁同龢的不是慈禧，而恰恰是光绪本人。原因很简单：当时光绪已经对他失去信任，并产生了反感。

首先是当时舆论对翁同龢不利。外界传闻翁同龢与李鸿章、张荫桓受俄国之贿。当时俄国使臣分别私下与李鸿章、张荫桓、翁同龢密商，答应送每人五十万两银子，条件是他们保证中国向俄国借债。在这件事上，翁同龢心存顾忌，没有接受贿赂，但是舆论已哗。交章之下，慈禧和光绪已然相信翁同龢不干净。

其次，翁同龢自恃为皇帝师傅，在光绪面前知无不言，甚至当面反对光绪的意见。光绪皇帝因甲午战败，又有青岛旅大被德俄两国分别强租，迫切感到非变法不能图强，锐意改革，学习西方。而翁同龢仍墨守成规，惹光绪不怿。比如光绪打算在宫里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认为不可。闰三月二十三日，光绪接受慈禧的指示“今宜专讲西学”，“圣意坚定”。而翁同龢则认为：“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他根据这一基本思想为光绪起草的“定国是诏”，没有被通过。

再次，翁同龢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前后不一。他曾经在光绪面前说康有为胜过他百倍。然而后来，他又对光绪说：“此人（按：指康有为）心怀叵测。”光绪问他：此前你怎么不这么说？翁答：因为最近看了康写的《孔子改制考》才知道的。

康有为是不是因为翁同龢的举荐才受知于光绪、翁同龢对光绪说没说过“康有为胜臣百倍”，这事或许有疑问；但他后来说康有为“心怀叵测”，这件事的可信度很大。因为在《翁文恭日记》中，翁同龢对康有为的“批评很坏”，而且他事后坚不承认有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的事。反倒是《南海先生（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对翁同龢“称扬备至”。戊戌政变发生之后，荣禄等人主张追究翁同龢举荐康有为的“罪责”，慈禧念他曾为两任帝师，只是下令将他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编管——这是后话。

令翁同龢“开缺回籍”说明，此时光绪已经不再宠信翁同龢，准备启用别人取代他了。就在翁同龢被驱逐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情况如何？梁启超说：“（康）南海召见，面询极殷拳。……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四月二十九日《与穗卿仁者书》）所谓“总署行走”，指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行走，并授予他专折直奏权，如有奏言，可不必由大臣代转。从梁启超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此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五月十五日，梁启超也被光绪召见，并赏给他六品衔——皇帝召见一个举人，还赏给他六品衔，这可是破天荒了。

“维新派”走红，翁同龢被逐，可见这事跟慈禧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