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天桥的鼎盛时期，有商店二百余家，浮摊四百三十余家。每日在天桥求生活者，当数在千人之上。据对商摊的统计，布业（卖布头的）七十九家，饭业（卖各种小吃的）三十七家、估衣（卖旧衣服的）八十三家、戏园大小九家、坤书馆七家、游艺杂技摊六十二家、卦摊、药摊三十七家……此外还有鞋铺十三家、杂耍场三十九处，镶牙馆二十四处，杂货铺五十余家，铜铁铺十家。从这些数字上看，天桥很是“繁荣昌盛”啊？然而不能光看这些数字。

1991年4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相声大师侯宝林对北京日报记者说到了天桥。他说，当时天桥的玩意儿，唱戏的、说书的、练武术的、拉洋片的、变戏法的、摔跤的，每天都有上百档的玩意儿。别看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但都是下层的穷人。那时候，娱乐的地方太少了，逛天桥是平民最向往的。来逛天桥的游客，也大都是南城一带的穷人，蹬三轮的、卖苦力的、做小买卖的，北城的人来得很少，还有进城的农民，每天总有几万人。（1991年4月6日北京日报·京华周末）

侯宝林大师那会儿跟“云里飞”唱小戏儿。他回忆那段日子时说：“那日子苦啊，人累了一天，夜里躲在茶棚子睡。下大雨，被子褥子全湿透了，连晾晾都不敢。”那年，侯宝林才十一岁，每天从午饭后一直唱到吃晚饭。吃完晚饭，他们师徒三人再到八大胡同去卖唱。师兄是个罗锅（佝偻病患者），得靠侯宝林背着去。“每到一家，先从背上将师兄放下来，老师拉京胡，师兄拉二胡，我打板，拉个‘小开门’或是‘夜深沉’，接着，我拿着剧目（单）到各屋去问：‘老爷，您听段二黄吗？’每个院都这样，……一直串到午夜回家，基本上每天如此。”“这段回忆说明，在旧社会，我们艺人，特别是街头艺人，在饥饿线上挣扎是多么困难啊！”（侯宝林《我的自传》）

当年的天桥，挣扎在饥饿和贫困线上的，又何止侯宝林一人！有些卖艺者白天卖艺，晚上便投宿于天桥的小店，和无业游民、叫花乞丐睡在一起。这种小店名叫“火房子”，备有大土炕，冬季在屋中挖一个土池烧柴，众人围火取暖。住店钱倒是很便宜，每晚一大枚（等于十文钱）。据《江湖丛谈》的作者云游客（即评书艺人连阔如）说，天桥曾有个砸石头卖壮药的旗人常傻子，他能用手把石头戳碎，最后呢，连病带饿，死在这种小店里了。

诗人易顺鼎是光绪元年的举人，做过大清朝的按察使，辛亥以后，漂泊京师，自号“哭庵”。民国二三年间游天桥，在落子馆遇女艺人冯凤喜之后，“为之狂喜，以为得未曾有，于是终日留恋无间”。他写了一首长诗《天桥曲》以记其事。他在这首诗的序中写道：“天桥数十弓地，而男戏园二、女戏园三，落子馆又三，女落子馆又三。戏资三大枚，茶资仅二枚。园馆以席棚为之，游人如蚁，窭人居多也。”窭，音巨，贫寒。就是说，到落子馆里听落子的，大多是穷人。他说：“自前清以来，京师穷民生计日艰，游民亦日众。贫人鬻技（卖艺）营业之场，为富人所不至。而贫人鬻技（卖艺）营业所得者，仍皆贫人之财。”这段话不难理解，意思是摆摊卖艺的是穷人，来看热闹的也是穷人；富人是不到这个地方来的。“余即睹惊鸿，复睹哀鸿。然惊鸿皆哀鸿也，余与游者亦哀鸿也。书至此，余欲哭矣！”诗人将卖艺的女艺人称之为“惊鸿（美女）”，将自己和游人称之为“哀鸿（穷人）”，然而他发现，所谓惊鸿，原来也都是哀鸿！写到这里，诗人说他都想哭了！他在《天桥曲》诗中写道：“天桥桥外好斜阳，莫怪游人似蚁忙。入市一钱看西子，满村迭鼓唱中郎。不待沧桑感逝波，已看龙种道旁多。牛衣泣尽肠雷转，犹自贪听一曲歌（诗人自注：旗民旧习如此）。……满眼哀鸿自歌舞，听歌人亦是哀鸿。”译成白话就是：夕阳西坠了，天桥的游人还很有多。这里听戏很便宜，只要花一个铜板就可以入场欣赏美女的歌舞。游人已经忘却时光消逝，路旁还有许多大清子弟。他们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却还在听戏、不肯回家（诗人说：他们旗人就是这个习惯）……台上的穷艺人只顾歌舞，殊不知台下听戏的也都是穷光蛋呀。“牛衣”，这里指破旧的衣服。若问听戏的人有多少？后面还有两句：“三五女郎三五客，二文戏价一文茶。”如此清冷萧条，艺人们能有多少进项！

易顺鼎这首诗中有两句常被引用，以表示天桥的繁荣：“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可是没人问及：那些游人为什么“不忆家”？是他们被各种好看的玩意儿所吸引而流连忘返吗？其真实情况是：回家也是饿肚子；在这儿多待一会儿，或许能忘掉饥饿。记不记得老舍话剧《茶馆》里松二爷那几句台词：“（您问我）怎么样？我想大哭一场！看见我这身衣裳没有？我还像个人吗？”“想起来呀，大清朝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这不就是对“牛衣泣尽肠雷转”的注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