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长征后，我成了地主的小奴隶

我的父亲是开国上将李涛。母亲刘衡湘是江西兴国人，七岁时，到水东村刘姓地主家当童养媳。兴国开展土地革命后，她离开黄家参加革命，当了妇女主任，到赣南学习，分配到红七师当护士。经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夫人刘玉英介绍，与红七师政委李涛结婚。

母亲怀上我5月时，不宜留在野战部队，被调任兴国县丁龙区妇女主任。行前父亲为我取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女孩的名字，一个是“新民”。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长征。父亲给母亲去信，要她随军北上。因信件辗转太久，母亲接到信后即刻动身，走到马安时，国民党军已封锁北上道路，母亲无奈只好返回原地继续工作。

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后，疯狂捕杀革命者和红军家属。母亲生下我后没几天，白天便背着我到山里东躲西藏，挨饿受冻；晚上偷偷回到外婆家。后来，保长知道了母亲和我的行踪，一天夜里带人来抓我母子，母亲早有防备，听到狗叫，背起我便往山上跑，由于天黑路滑，母亲把手臂摔断，留下终身残疾。保长没抓住我母子俩，却把我姨妈抓走，一直下落不明。

我们逃脱了保长的追捕，却又被黄姓地主抓住，说母亲是他家的童养媳，要继续为他家当苦力。

为了生存，母亲无奈改嫁，与一个留守红军战士结婚。我4岁时，黄姓地主又把我抢去，让我替母亲为他家当奴隶，还给我取叫“黄伺久”。我先后在两个地主家干活，过着凄惨的生活；受尽白眼，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几次病得差点死掉，是母亲得讯后把我背回治病，稍好点地主又撵回；有时整天吃不上饭，有时吃的是发霉的东西；天天要赤脚上山割草，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烂房子，挨冷受冻，怕狼怕蛇，困了累了不知不觉和牛、猪睡在一起。我十几岁时身高像个六、七岁的孩子，骨瘦如柴不成人样。周围好心人看不下去，就叫我去吃顿饭或给个饭团、几个红薯。

有次挨打逃出，开始慌不择路拼命跑，天快黑了，才想起到那里去。想到外婆，在外婆家过了两天童趣生活，有外婆抚爱，在水沟捉鱼捞虾。地主找来把我撵回去，又是一番拳脚相加的毒打。如果迟解放半年，我恐怕难以活下来。

母亲一次也没说过父亲，对她后来的丈夫让我叫叔叔。在地主家，除叫我“黄伺久”，便叫我丫头生的。他们不承认我父母的合法婚姻，只讲我母亲是他家出钱买来的童养媳，是他家的丫头。

1949年夏的一天，我正在田里干活，看到黄姓地主儿子跟很多人慌里慌张往山上跑。我没跟着跑，因为我已不知什么叫怕了。后来，解放军来了，兴国解放了。

几天后的傍晚，我赶牛进村，保长正和黄姓地主儿子嘀嘀咕咕，他们的目光还不时看我，我隐隐约约觉得要发生与我有关的事。晚上，黄家媳妇要我跟她到她娘家砍几天柴，第二天，见到水东村过来的老乡，他们大声对我说：“黄伺久，你怎么还在这里干活？你爸爸派人找你来了！”我不信，因为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有爸爸，他们说：“真的呀，他们是解放军，还带着枪呢！”那天傍晚，黄家地主婆匆匆赶来，让我和她一起回水东村。一路上，她尽讲解放军的坏话，还吓唬我说；解放军找小孩是为了熬汽油。然后又哄我说；只要我在水东村开会的台子上说不愿意跟解放军走，就不会带去熬汽油。我一直不吭声，在地主家的日子，我真是生不如死，我渴望着离开给我带来无数苦难的黄家！

解放了，父亲找到了我

兴国解放不久，父亲在延安结婚的伴侣谢景屏阿姨和甘大金叔叔等几位风尘仆仆来到兴国，通过新生的人民政府查找我母子俩的下落。父亲告诉谢阿姨，他曾送我母亲一张漳州战役胜利后所摄的身着红军军装的照片，只是不知历尽磨难的母亲是否保存下来没有。

母亲从家中房子顶棚上的夹层里取下一个十几年都没敢开过封的油纸包，带着解放军刚从地主家解救出来的我，跟着甘叔叔来到谢阿姨的住地，母亲后来的丈夫也跟着我们。母亲打开油纸包，父亲年轻英俊的照片保存完好，并告诉谢阿姨，这是我父亲从未见过面的儿子新民。谢阿姨自我介绍说：我是李涛的妻子。母亲听后就哭了，边哭边说，第一次告诉我：你有爸爸呀！你的爸爸原来在江西和妈妈一起当红军，现在你爸爸是解放军，来找你了！说完这些，把父亲的照片和我交给谢阿姨后，哭泣着和她的丈夫回家了。这张照片成为我父亲红军时期存世的最好一张照片，在《开国上将李涛》一书中刊登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父亲是作战部长，解放军解放全国的任何地方，父亲都在第一时间看到战报。谢阿姨和甘叔叔就是在水东村解放一星期后，千里迢迢到兴国找到我母亲，又按母亲提供的确切地点找到黄姓地主家。通过保长要黄家放我，黄家还以为解放军像当年红军一样，呆一阵就会走，就发生了前面叙述的一幕，保长向地主家传达信息，地主儿媳带我到她娘家转移。解放军跟他们急了，限定时间内把我完好地交出来，同时也答应对他们家有一定经济好处。据说，地主婆把我交给解放军后得到了8担谷子。

我是1949年7月15日离开兴国水东村的，10月底到达北京。在火车上有人对我说：新民，明天你就可以看到你爸爸了。当时，我只会讲江西话，不太听懂他们的话，但我明白意思。那天晚上几乎没睡，心里既紧张又高兴，总是在想；父亲是怎么个人？厉害不厉害？他会不会像地主家的人那样对我又打又骂？第二天上午进了中南海，到父亲住处后，工作人员给我端来中午饭，我心事重重没怎么吃，他们以为我病了。中午后，我一直坐在门口等父亲回来。下午大约四、五点钟，我看见从西门进来一个穿黄衣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工作人员说：新民，你父亲回来了。我紧张地站起来，呆呆地看着父亲，当父亲走到近前，工作人员说：首长回来了，并介绍说，这就是你儿子。父亲站在我面前，低头看了一会儿才说；“噢！”然后弯下腰摸着我的头：“这孩子受苦了！”当时工作人员几次催我叫父亲，我浑身哆嗦，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根本无法开口。他们说什么话我好像都没听到。许久，我才流着泪，哽咽着喉咙小声叫了一声“爸爸”。

我跟着父亲进到屋里。这是父亲的会客室，一张方桌，几把椅子。父亲喝了几口水，坐下来先同甘叔叔说话，意思是问路上是否顺利，发生什么问题没有？因为刚解放，国民党散兵游勇上山为匪，社会还不稳定。甘叔叔说完话，父亲就带我来到他的住处，进房后父亲同烈士刘伯坚的儿子刘豹谈话，问他生活的那个家庭有什么人，我听得糊里糊涂。

天黑了，屋里开了灯。我来北京第一个晚饭是同父亲一起吃的，那情景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一位工作人员进屋后向父亲说：首长开饭了，先吃饭吧。当时，甘叔叔替父亲先回答说，那就吃饭吧，把饭送这里来。不一会，工作人员端来两大碗菜、一盒米饭、一盆汤。我挨刘豹坐着，父亲坐在我们对面，甘叔叔帮我们盛了饭。当时，我虽然肚子饿，面对工作人员的殷勤招待、父亲慈祥的目光，还是不敢端起碗来吃。甘叔叔催了几次，父亲没吱声，总像没看够似地看着我。我思绪翩翩、心潮翻滚，在地主家我没上过饭桌，同他们吃过饭，只像喂小狗一样给点剩菜剩饭，有时是馊的，有时整天不给吃，尤其晚上少给吃……父亲看我总是呆坐着，像是说了一句：他是不是病了？刘豹的一碗饭吃完了，谢阿姨也催着“新民吃呀！”我才醒过来，端起饭慢慢地扒着，也不敢夹菜。父亲见我不夹菜，就把一碗有少许肉的菜推到我和刘豹面前，又把些小块的肉夹到我和刘豹一边，我还是不敢夹菜，他又夹几小块肉到我碗里。我低着头扒着碗里的饭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我的确感到饿了，很快吃完一碗饭。父亲见我吃完一碗饭，才端起碗吃起来，但很少夹菜。这时我对父亲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亲近，也就不怕了，吃饭速度越来越快，一连吃了三碗饭。父亲一边吃饭一边继续看着我，直到我吃完，也没有说话，他当时的心情怎样，我也说不清。吃完饭，父亲又同甘叔叔、谢阿姨谈接我、刘豹和陈正人孩子的经过，不知有没有谈完，就有人把他叫走了。

当晚，我想了很多，首先想我有爸爸了，再也不会被打骂了，不会受人欺负了，不会饿肚子了。想着、想着，一股暖流流遍全身，我睡着了。

第二天，工作人员告诉我：新民，昨天夜里你说梦话了，大声喊：“我看见爸爸了！我看见爸爸了！”其实这是我的心声，在睡梦中，我把自己都喊醒了，我终于回家了！

父亲的关怀，让我快速成长

刚到北京，我身体非常差，十五岁的我身高不如六、七岁小孩，肚子鼓鼓的还有些驼背。肚子鼓鼓的是因为营养不良，没讲卫生有蛔虫；驼背是经常负重背柴，夜里睡觉怕蛇受冷总是缩成一团。

有一天，陆定一伯伯来我家，看见我就问：“李涛，这是你宝贝儿子啊？真是半个废人！这孩子一定吃了不少苦！”

又一次，在中南海食堂吃饭，父亲带我和刘豹刚在一张桌前坐下，朱德伯伯和康克清妈妈就坐过来，父亲让我们赶快站起来叫朱伯伯和康妈妈，并把我和刘豹作了介绍。朱伯伯看我好半天，非常动情地说：“这孩子太不容易了！赶快让医生看看。”那顿饭，朱伯伯坚持把专门给他们做的一小锅鸡肉要我们吃掉。

几天后，父亲请来一位老大夫给我看病，检查身体。大夫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过了两、三天，我被送进北京医院检查治病，大概住院两个多月。

我住院期间，父亲看我两次，每次都是同医生、护士一同走到我床前。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非常激动，赶快坐起。父亲站在我床前说：好好治病，听医生伯伯、叔叔、阿姨的话，不把病治好，以后就不会长高，身体就会不好。说完，慈祥的目光一直望了好一会儿，才同医生、护士们一起离开病房，我赶紧下床，跟着（送）父亲到楼梯口。当时总是想，爸爸刚来怎么就走了呀？心中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

后来，我明白了，父亲是军委作战部长，全国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解放，战火还在祖国局部地区燃烧着，加上他还担负着其他军事工作，非常繁忙。他没有什么休息日，能来医院看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父亲第二次看我，是我出院前的一个星期日。每次离开病房还要问候一下和我同一病房的解放军叔叔，并鼓励他好好治病，养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工作。

出院后，父亲教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按时休息，早睡早起，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后，父亲带我在中南海院子里散步。过了半个月，父亲让我自己跑步。

出院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父亲散步时，我跟在他身边。他问：你现在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晚上睡觉还做恶梦吗？我说：做梦。爸爸又问：都做些什么梦知道吗？我说：常做恶梦：挨打、被狼追赶、被蛇缠、跌跤……好多好多可怕的梦，还被梦吓醒过。爸爸一直静静地听我讲完，过一会他对我说：现在解放了，你到了北京，不会再挨打骂了，这里没有狼，没有蛇和其他野兽，你现在不要想这些，晚上安心睡觉。当时我还很纳闷，父亲怎么知道我爱做梦呢？因为从记事起，除了我奄奄一息回到母亲身边外，我所受的一切屈辱和苦难都是我一个人扛，我不懂得述说和交流。接着又想：现在有父亲了多好呀，自己不敢说的话他居然知道，还告诉我如何不惧怕。

后来，我才知道是医生、护士们发现我晚上爱做梦，并把情况告诉父亲的。

为了纠正我的驼背，父亲时常叮咛我睡时要仰面平卧。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觉得被子动了一下，原来是父亲在检查我是否保持了正确的睡姿，帮我盖好被子后，才悄悄地离开。父亲有事不能回来，就叫工作人员检查我的睡姿。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又侧身弯曲睡觉，工作人员把我扳成平卧的睡姿，帮我盖好被子。在父亲和工作人员的细心照顾下，我身体快速成长。一年多里我长高了20多公分。

我清楚地记得，我家三兄弟：我、君桐和刘豹一起在西直门内的华北小学上学，每周六回家一次，每次到家进门后，父亲和工作人员都会给我们量身高。我们三人分别站一墙下，每人的位置是固定的，工作人员拿尺子和铅笔把我们的身高直接记在墙上。我身高每星期都往上长，铅笔道没有一次重复。每次量完身高，父亲都显得非常高兴。我最后长到一米六三，虽没有父亲一米七多的身材高大，但也算是正常人的身高了。

由于父亲的督导，我养成了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到现在身体也不错。我终身都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父亲给了我迟到的但非常宝贵的爱。

父亲的教诲，我终生不忘

上学后的一个星期天，父亲问我的学习情况，问我能不能听懂老师的话。我说多数能听懂。他说：不懂也要听，慢慢就能听懂了。父亲又问过我在江西地主家干什么活，妈妈能常来看我吗？我告诉父亲，最开始，是让我放鸡鸭，不让鸡鸭吃田地里种的庄稼和蔬菜，以后就什么都要干。父亲听完我的回答后说：要好好学习，有不懂的问老师，问同学，只要努力，学习成绩慢慢就会好的。

一天早上，一个小战士叫我一声“小驼背”，我非常生气，拿起地上一个铜脸盆就朝他头上打去，幸好他躲得快，没砸着。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我，说：你在地主家挨打受骂、没饭吃、受人欺负，那是旧社会，现在是新社会，打人骂人是不行的！你打的是解放军战士。明白吗？没有解放军叔叔，你还在地主家受苦呢！怎能打他们？看到父亲的严肃表情，我紧张极了。我想这回肯定挨打。父亲看出我极其紧张，语调开始变缓，我的胆子也变大了点，小声说了一句是战士先说我的。父亲的语气更加平和了，耐心讲了很多道理。说得我心服口服，我主动向小战士道了歉。

第三个学期，在宿舍里，我的一个同学跟我开玩笑，说了一句：“小呆子”起床了。我听后抄起床前的翻毛皮鞋，照着那同学脸上打去，他没防备，脸被打肿了。老师把我打人的事转告了父亲。父亲听后耐心地说：现在是新社会，不是你在地主家的时候，地主可以骂人、打人，甚至杀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领导解放军要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把地主恶霸打倒，人民就不再受苦了。你在地主家受苦只能恨地主阶级，恨旧社会，可是不能打人、骂人！要讲道理，谁欺负你，你可以告诉老师，老师会批评他的，谁不对老师就会批评谁。在学校就要尊重老师，爱护同学，和同学做朋友，互相友好。

在父亲的批评教育和老师的耐心引导下，我以后再也没有打过人，骂人也很少，性格也慢慢开朗。父亲每一次和我谈完话，我的心里都特别舒畅。小学五、六年级我还一直是班里的纪律委员。

父亲鼓励我，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

1957年报纸上大量宣传“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广宽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干部子女要带头。这一年我正好初中毕业，父亲知道这事，鼓励我去参加农业生产。有一天吃完晚饭，在院子里边散步边对我说：“你初中毕业了，有了一定的文化，现在农业发展需要有文化的人，你是地主家里出来的，在地主家放过牛、种过地，因此你对农业环境比较熟悉。现在我们国家要发展农业建设，农业发展好了，工业及其他的各项建设才有保证。为什么呢？因为工人、老师、学生、科学家、解放军，加上农民自己都要吃饭穿衣，所以要发展农业。你应该积极报名参加农业生产建设，在农业战线上好好劳动学习，不断提高文化知识和农业知识，在农业战线上能取得成绩，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通过父亲的鼓励和教育，我高高兴兴地报名加入了北京青年农场，甘当一名农来工人。父亲亲自把我送到北京前门火车站，看着我同其他几百名北京的初、高中毕业生一起乘火车奔赴茶淀青年农场。

到农场后，父亲依然关心我的情况。由于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父亲高负荷工作，阅读和书写大量的战报和文稿，他的眼睛太累了，视力越来越弱，但他还是经常写信鼓励我，并询问我在农场的情况，根据我的回信，他有时也让秘书给我回信，并给我寄些学习生活用品和少量的钱，使我一直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劳动，广播里突传出总场的通知，点我的名字要我去总场开会。我交接完工作来到总场礼堂，惊喜发现，父亲正坐在主席台上给农场的基层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至今还记得报告的内容是关于中东问题。我知道，父亲想我了，他来看我来了。

农场总场的书记梁文英是父亲在延安时期的老部下，报告结束后，他把父亲和我安排在他家住了一晚。有父亲的教育关心和农场领导、同事们的关心帮助，我在农场劳动工作中十分努力，与同志间的关系也处理得比较好。当年我被评为农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9年被评为红旗青年。以后，我还在工作中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父亲一直为我骄傲。他并没有拿我和其他同龄人比较，而是拿我和我们父子俩所属的农民家族比较。1957年他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湖南汝城老家，临行前给我的信中说:“我近期准备回湖南家乡看看，临行前再写信通知你，看了回来之后，如有可能时，再让你们也回老家去看看，那时，你将以一个近代农民资格回去，那该多好呀，让老家的人知道，我这世世代代住山的农民家族，从你这一代起继承了农业，又发展了农业，而且将住山改为近海的居民了。”（茶淀农场在天津，离海很近。）

父亲的教诲

1962年前后，报纸上经常刊登一些文章，提防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在家里问父亲，蒋介石能打回来吗？父亲说：台湾的蒋介石要没有美国人撑腰，台湾都呆不下去。他们高喊反攻大陆，用台湾人民的血汗钱购买美式武器来对付同胞。

“文革”开始前，我已调回北京丰台，在青年农场改编的半耕半读的农业学校做保卫科工作。“文革”开始后，农校里很多人都串联去了，我和一些同事没有参加。当时学校教学田里的农作物熟了，但缺少人手收割。看到成熟的粮食收获不回来，我心里特着急，就学“文革”初期的做法，在农校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粮食收回来。没想到，有人早就对我们这些不参加串联的人看不惯，对我的大字报回了一张大字报，说要枪打“出头鸟”。星期天，回到家里，父亲看我闷闷不乐，就问我外部的消息，因为父亲所在的总参三部是保密单位，没有特别激烈的行为。我把学校里的事说给他听，他听得特别认真，并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你和你的同事坚守岗位做得对！并说：你已经长大了，对事情要有自己的看法，还要敢于坚持。

1969年国庆节，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周年。不久，就和朱德、朱良才等一批革命前辈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送到广东从化，临别的早晨，我扶着父亲在西四区授璧胡同3号院子里转着圈散步。他对我说：“我今天要和你妈妈、妹妹去广东从化温泉了，以后，你可以写信告诉我们你的情况。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组织和有关领导帮助，但是，通过自己努力能解决的困难就不要给组织、领导找麻烦。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要勇于面对困难，勇于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如果在工作中遇到自己不能解决的困难时，就要及时向有关领导汇报，取得领导的帮助和支持。我这次离开北京，也许半年、一年就回来了，也许就回不来了。”当我听到这一句话时，心里猛的一跳，心中非常不安。我扶着父亲来到后院，他还指着部分位于地下的冬季供暖管道进出口处，告诉我：“万一有什么事发生，可以暂时在里面躲一躲。”但没有想到这次父亲和我的这些谈话竟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1970年12月20日，父亲在广东从化辞世。

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

父亲1905年出生在大山深处的湖南汝城延寿，一个五代书香的耕读世家。从乡里读初小到县里读高小，成绩一直是前3名。1923年，他到郴州考取湖南第七联中。学习期间，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192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组建中共汝城党小组、汝城县党支部、特别支部，成立汝城县总工会，担任总工会委员长，参加共产党早期军事斗争的多次暴动和起义。1930年，在江西兴国中央苏区，他已是红三军第七师政委。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协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大书记，指挥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西柏坡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一直和领袖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父亲由于青年时期就好学上进，长年的革命斗争实践，使他养成了博闻强记、过目不忘的本领。被誉为“活字典，活地图”。据他的战友杨尚昆等人回忆，三大战役期间，西柏坡的指挥所里经常召开中央五大书记在内的军事会议，面对领袖们的提问，父亲每次都能对新的战况和国民党各个军的现状与历史对答如流。1952—1965年，父亲是总参三部的主要领导。1955年人民军队第一次授衔时的上将，行政5级干部，算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和将领，老百姓眼中的大官。但是，父亲从没有把自己当大官。他一直教育我要和普通百姓一样，我身上从没有高干子弟的感觉。

父亲俭廉自律，艰苦朴素。他常说：我们国家还很穷，生活困难的人还很多，我们要时时想到他们，生活标准要向低的看，工作标准要向高的看，并不断增长科学知识，这样你的思想就踏实，精神就会愉快。他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古话教育我们，也用以律己。他的衣服破了，总是让妻子和工作人员补了又补，舍不得换新的，他的用品能不丢就不丢。

父亲待人和善，见到认识的人总是面带微笑，平等待人。在家里接待过战友和部下。徐特立老爷爷、叶剑英元帅、陆定一副总理、李克农上将、陈伯钧上将，还有宋裕和、王净、王宗槐、赵发生、薛子正……等都是家中座上常客，父亲也常去回访他们。和家里的工作人员亲密无间，跟他多年一个瘦小精灵勤快的警卫员，打厅扫屋，买菜样样都干，父亲亲密的称他“猴子”。

父亲时时关心群众。我上学时，每逢周末回到家中，父亲常常问起学校的老师、学生生活怎样，都有些什么意见。附近农民的收成怎样，还有没有吃不饱的。逢年过节，我多次听他向有关工作人员询问，那些留在单位过节的和值班的人员安排好了没有。在父亲身体好时，春节都要到留在单位过节和值班的人员那里拜年。三年困难时期时，物资供应非常紧张，有一年春节补助的食品父亲都没让买，他说，让老百姓买吧。三部送给首长的食品，他也叫管理人员送到机关食堂去。为了我们回家过节能有肉吃，父亲和继母李焕月把供应本上的定量留到我们回来时再买。父亲的大师傅都非常感动，对其他工作人员说：首长身体不好，还时常想到我们，想到群众。

2008年，湖南郴州市隆重纪念湘南起义80周年，我和妹妹李蕴思代表母亲李焕月被邀请参加，活动后我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汝城，见到了父亲家乡的领导、父老乡亲和父亲的亲属们。从家乡人民对父亲的热爱中，我感受到了父亲博大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