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天桥地区，并非没有人管。当时的京都市政公所计划开辟新市区，修马路，建房屋，招商引租。这个新市区，恰恰就在天桥以西以南。那个时候的天桥，正跨龙须沟；潘家河沿、莲花河诸水也流经天桥。龙须沟畔素有臭皮厂、臭胶厂，污水直接进沟。每到夏季，龙须沟秽水四溢，臭气熏天。

民国五年，当局督催清道队将这个地区平垫清理，修成经纬之土路，并与当地士绅合资，凿池引水、种稻栽莲，开辟水心亭商场，内设茶社、杂耍馆、饭馆，陈列各种金鱼盆。每到夏季，莲红稻碧，又有跑马场、小游船，四周有招商之茶棚。民国八年，内务部将先农坛改为城南公园；当地主管又将附近商摊加以清理，将金鱼池地方展宽，招商摆摊，于是天桥地区遂成北京繁盛之重点。（据1927年《晨报》）

从民国七年开始，警察署对天桥临时市场棚摊征收地租，“作为警察弹压、管理即清道、路灯各公费”，“预算每月可得三四百元”，刨去路灯、水费约百元外，“每月约有余款二三百元”，据说要存入银行，“留作建筑区署之用”。《天桥临时市场暂行简明章程》规定，“在本市场内租地营业者，只准支搭席棚、板棚，不得建造房屋”——为的是征用土地时拆除方便；“无论席棚、板棚、长摊、杂技场，均以地址丈尺为标准”收取地租。长摊以占地面积大小分为甲乙丙三种，每月分别缴纳铜元120枚、80枚、40枚不等。席棚、板棚占地50平方丈以内的，每平方丈每月缴纳铜元30枚（若50平方丈，每月就是1500枚）；占地50平方丈以外的，每平方丈每月缴纳铜元20枚。

当地政府征收地租了，那管理跟上没有呢？1934年的一份官方文件上列出了市容方面“非加大整理不可”的五方面问题：一、小戏馆及小商店的建筑无标准、无规划，东盖一栋、西建一所，把全市场弄得乱七八糟，整理无从着手；二、市场没有完整计划，小贩日益增多，市场面积不够分配，遂成拥挤杂乱之象；三、小摊位置与道路计划不周密，界限不清楚，事先也没有规定设摊占地面积，致使小贩随意设摊，横陈倒置，游客无路可走，拥挤互撞，小偷扒手乘机行窃，妇女常遭摸索之辱；四、饮食摊与杂货摊未规定严格界限，摊贩只求推销容易，争抢繁华地面，以致火烟废水无处排泄。游客挥汗相撞，乞丐乘机包围。当此酷暑炎天，贫民之卫生无法保证，极易造成疾病流传；五、天桥小摊林立，对出售之食品不易检查，肉类多死畜腐败之品。

时至1934年，这些问题早已积重难返，在此之前，已经着了两次大火。

头一次是1918年1月16日，升平戏园失火。起火的升平戏园席棚周边都是席棚，难以拆救，以致火势蔓延至西市场，两个小时之后火才被扑灭。烧毁了升平戏棚、振仙戏棚、吉祥戏棚、洋戏法棚、开明电影院棚、中华坤书馆、安乐坤书馆、燕舞戏棚、歌舞戏棚以及唐记等四家茶棚，共计十四家，所幸没有人员伤亡。起火原因“想系因升平戏棚于散戏后，人已散净时，该戏棚女座栏内有火柴及吸烟余火”。火灾过后，各家到指定的地点另行搭盖，仍是大棚。

第二次是1929年10月19日上午9时许，天桥以西又发生大火，“火光冲天，势甚猛烈”。因为席棚一旦着火很难扑灭，救火只有分隔火源、避免火势蔓延一策。两个小时后，火势渐熄。灾后统计，被焚毁者有三义轩茶馆、耿记麻花铺、董记炒肝铺、丹桂落子馆、两家算命的木板房等共为十二家，烧毁席棚房屋二十八间半，此外还有许多小贩的棚伞、桌椅板凳等等，粗略估计损失约四千余元。许多小贩损失惨重不能继续营业。火灾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三义轩茶馆的伙计生炉子的时候，火星溅到席箔引燃的。

当日，火场西北角的万升园小戏棚侥幸躲过一劫。有关方面一查勘，发现该小戏园也存在火灾隐患，于是要求该戏棚经理王某迅速拆移。王某称需要去天津筹措拆移工程款，戏园则继续营业。10月26日下午，万升园戏园正在演戏之时，终于又发生了火灾，观众和演员惊慌奔逃没致伤亡，戏装、道具、桌椅等器物则全部烧毁，损失甚钜。

依照当时天桥市场的状况，处处潜伏着火灾隐患，加之管理不善，不发生火灾才怪！

(本文是有关史料，主要取自黄宗汉主编的这本《天桥往事录》，北京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