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姓名都是如山铁证

——原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费仲兴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故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侧，耸立着一道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这道墙俗称“哭墙”，上面镌刻着10665个遇难者的姓名。

1995年初建时，“哭墙”长43米，刻有3000个遇难者的姓名，象征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这些年历经数次增刻，墙体长度延长了近一倍。

“哭墙”，犹如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者共同的墓碑；10665个姓名，犹如他们共同的碑文——每个姓名都是历史的铁证。多年来，为找回更多遇难者的姓名，多方坚持不懈追寻，原南京炮兵学院退休教授费仲兴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作者季压西与费仲兴曾同在原南京炮兵学院任教，彼此熟识。12月13日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季压西写下此文，介绍费仲兴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故事。

仿佛天降大任落到肩上

在原南京炮兵学院任教时，我与费仲兴教授的专业不同，但都有历史研究这一业余爱好。他年长我13岁，我一直称呼他为“费老”。等我退休后与费老住到干休所同一栋楼里时，我才更多地了解到，费老退休后默默干着一件了不起的事——搜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原南京炮兵学院坐落于南京东郊汤山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记得还没退休时，费老对学校的历史颇感兴趣，除了泡在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外，他常在课后骑自行车探访周边村庄的老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学校当年的情况。

2001年5月的一天，费老来到一个村庄，碰上当时年近八旬的崔广荣老人。两人闲聊时，老人顺嘴说起，1937年冬南京城内发生大屠杀时，汤山一带的村庄也遭日军放火焚烧，还有村民惨遭杀害。

为了解那段历史，费老跑了好几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翻阅地方志等资料，但令他惊讶的是，均没有查到崔广荣老人讲的惨痛往事。他突然意识到，要想走近那段历史，只“钻”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当时，那段往事的不少见证者还在世。于是，费老揣着单位开的介绍信，走村串户寻找见证者，调查当年的真相，希望为那段历史补上空白。

“我对汤山的历史比较了解，还听得懂当地老人的方言。加上长住汤山，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项调查。这项工作仿佛天降大任落到肩上，促使我把那段历史调查清楚，好给当年惨死在日军刀枪下的同胞一个交代。”费老这样对我说。

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使命

费老最初只计划对学校周边的村庄进行调查，谁知调查开始后就一发不可收，范围最终辐射到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

每到一个村庄，费老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村里还有哪些80岁上下的老人健在”。找到这些老人后，他总是急切地问：“您还记得当年的跑反吗？”

“跑反”一词，如今不为人所知，但当年日军侵占南京时，这个词不仅挂在人们嘴边，还令人闻之色变——它表示“躲避战祸、逃命避难”之义。有老人回忆，当年最怕听到的就是屋外有人喊：“小鬼子要来啦！快跑反呀！”

费老说，1937年天寒地冻中噩梦般的“跑反”经历，给老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只要一提到这两个字，不少老人就会打开话匣子，跟他聊起来。他们中，有的曾目击日军烧杀抢掠的血腥场面，有的在日军的刺刀下受了伤，有的痛失亲人。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给许多老人留下一生无法驱散的心理阴影。有的老人因当年受过枪声的刺激，再也听不得鞭炮声。有的老人当时虽然年幼，但从父母那里一遍又一遍听到那个冬天发生的惨剧，形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费老退休前一边忙教学，一边挤时间做调查。2004年退休后，他便全身心投入调查中。只要天气允许，他就早早起床，吃过早饭便骑上自行车出发，直到中午才回家。下午，他又赶紧在电脑上把当日与老人们的谈话笔记整理出来。日复一日，费老严格按照这样的时间表，一丝不苟做着这项工作。对费老而言，这绝不是打发时间的业余爱好，而是一份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使命。

看到这位军校退休教授前来了解那段历史，曾有受访老人不解地问：“现在让我们讲这些事还有啥用？”费老真诚地说：“我要把你们当年吃的苦、受的难统统记下来，讲给我的学生听，讲给后代听。”

让冰冷的数字有了生命

翻看费老的几十本笔记，除了一段段或长或短的口述记录外，最显眼的是一组组人名。费老说：“要讲清楚一件事，就得弄清楚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几个要素中，‘人物’是核心。”

在查实南京大屠杀汤山一带遇难者人名上，费老花的时间最多，也留下很多遗憾。他告诉我，毕竟多年过去，有些遇难者只留给后人诸如“小道士”“秦大饼”“陈疤痕”等绰号。有的遇难者只留下了家庭关系，如“苏小六子”“刘正六的三哥”“邓本兰的四叔”“王光宝的父亲”。更让人心绪难平的是，有的遇难者只留下了姓氏。无可奈何的费老只好在姓氏后面画两个圆圈，如“王〇〇”“杜〇〇”。

费老说，他记录下的姓名，哪怕已残缺不全，都曾是一个具体、鲜活的生命，铭刻着那个惨痛年代的印记，是那段黑暗、恐怖历史的见证。2014年，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费老满怀深情对采访他的记者说：“30万这个数字听起来是冰冷的，但当一个个遇难者的姓名、身份、遇难过程呈现在世人面前时，30万这个数字便有了生命，控诉着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

调查搜集的过程中，费老如治学般严谨，每遇到一位能够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受访老人，至少要与其交谈3次。他还会将整理好的材料逐字逐句念给老人听，直到确认无误为止。有时，为了确认一个重要案例或遇难者姓名，费老会找好几位老人独立叙述，相互印证。

有一年夏天，费老在庞家边村听90岁村民刘素珍提到，曾亲眼目睹鬼子在她家附近杀害了10多位“跑反”者。老人只记得遇难者遗体事后被草草埋在村东小塘边，局势渐稳后，从江苏句容来了人，伤心地把遗体挖出来，抬回家乡掩埋，但遇难者具体是哪个村庄的人，姓甚名谁，老人不记得了。

费老没有放过这条模糊的信息，花费大量时间，最终查找到这些遇难者来自句容下涧西村。该村老人的回忆，印证了刘素珍的口述，费老也由此得知其中8位遇难者的完整姓名：张余道、张长宝、张家林、张其余、李锦成、李锦培、袁炳生、王小宝。

费老感慨地对我说：“在我搜集整理的遇难者名单里，这8个名字的寻访经历最曲折、最艰辛，印象也最深刻。毫不夸张地说，要不是坚持不懈寻找，这些名字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

在多年的调查中，费老共寻访了350多位南京大屠杀历史见证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他的调查成果，受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重视，搜集整理的口述材料被收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7卷和第39卷。

历史的镜子必将越擦越亮

调查搜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过程中，费老承受的最大压力是“必须与时间赛跑”。用他的话说，自己行走在“历史的深巷”中，寻觅的人和事正快速消失在“深巷”尽头，一旦错过，就再也追不回来了。

诚如斯言。费老寻访过的老人，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自2019年11月起，“哭墙”上的遇难者姓名一直停留在10665个，再也没有增添。每每想起自己寻访过的那些老人，想起那些被刻在“哭墙”上的名字，费老心中总有一种隐隐作痛的遗憾。他直言，比起30万这个数字，那道“哭墙”显得是那么单薄。

12月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来自江苏徐州的高一学生于聍鹏捐赠了两份珍贵的文物史料。“这名15岁少年收集日军侵华铁证，用实际行动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行径，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家国情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官网消息中写道。

伴随南京大屠杀见证者和幸存者渐渐离世，通过他们的口述来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前路会越来越艰难。但我们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人如费老一样，致力于为南京大屠杀还原史实拼图，历史的镜子必将越擦越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