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王子今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最后有一段话：“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是太史公对汉史历史合理性的正面肯定。而上文则总结了三代至“秦至”的历史趋势，并首次提出“周秦之间”一语，界定这一关键时代段落。司马迁笔下的“周秦之间”，既是社会动荡、兵战频仍、烽火四起的乱世，也是历史剧变、文化繁荣、生产跃进、社会实现大进步的时代。有观点将“周秦之交”历史变局概括为“种族之变”“儒法之争”，认为秦的兴起冲击了中原传统“文教”，而这正是该时代剧变的核心表现之一。

思想之盛堪比希腊

“周秦之间，诸子学术号称极盛”；“周秦之间，诸子蜂起，游文腾说，波谲云诡”。历史学家蒙文通曾指出，“晚周”为中国学术史上“四大变局时期”之一，而每逢这样的“四大变局”，学者们“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空前而绝后，对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进程影响至深。梁启超说：“我中国于周秦之间，诸子并起。实为东洋思想之渊海。视西方之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他还说道，“周秦之间，思想勃兴，才智云涌，不让西方之希腊。”就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而言，蒙文通也说：“周秦之间，儒之为儒，深义宏观，通乎百世而达乎万方。”

《盐铁论》有《周秦》篇，篇中记载“御史”和“文学”的辩争。二者从法制史的视角回顾“周”“秦”，通过比照，讨论“秦”“汉”法的原则。双方关于“政宽”“政严”的争论，集中于对“刑”“德”政治主题的判断，也涉及“德教”“礼义”的历史评价。从讨论的内容以及《盐铁论》篇名的设定可知，当时“周秦”已经成为指代这一历史阶段的共用代号。

社会结构从世袭到流动

“周秦之间”，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讨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时写道：“汉初诸臣”大多“皆白徒”，平民出身者“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他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里虽说“秦、汉间”，实际上论说自战国起始：“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战国患乱，“（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然而秦统一之后，又出现“其势不得不变”的情形。对于随后政治时势，赵翼又有分析认为：从楚汉到西汉，历史趋势已从世袭封建转向中央集权，旧制度的迅速瓦解乃是“天意”所向的新局面。

文明结构全转型

秦的统一，当然也是周秦之间重要历史“变局”的显著表现。清代人汤斌说：“秦之并六国也，此古今一大变局也。”而秦统一以后政治建设最基本的形式，即郡县制的推行，也被看作“古今一大变局”。

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李学勤曾经通过对文物考古资料的研究，探讨了秦的社会制度问题，“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宗法制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削弱以致走向衰亡，是东周以来总的趋势。秦国建立于西周的中心区域，保存旧的奴隶制残余较多，统一全国后的十几年间还曾暂时把这种关系推广到六国故土，但这只能说是这种陈旧关系的回光返照。”对于“秦的社会制度”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判断。而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早就明确指出，“应该肯定，秦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古代工技之贱、蛮夷之贱、罪犯之贱，仍然相续于秦汉”，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应当重视这样的判断。

考察、理解与阐释周秦之间的重大历史“变局”，除关注政治形式、社会结构等核心层面的变化之外，还应留意当时人们的天下意识、海洋意识所呈现的时代新貌，以及新的地理格局与区域形势中蕴含的重要历史特征。激烈的兵战，为这一时段涂染了血红的历史基色；而周秦时代的文化演进与知识分子的活跃表现，以及技术进步与科学发明的成就，同样是这一时代变迁的鲜明亮点。本书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描画周秦历史变局的大体动向。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