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扩大内需问题的若干思考

郭克莎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关系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内需问题，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内需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化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新时代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明年经济工作八项重点任务之首，并作出重要部署。当前内需不足是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扩大内需遇到的约束条件，远谋近施从根本上加以破解。

一

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都是支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国内市场基础需求。所谓内需不足，是一个相对概念，一般用来描述内需增长不能满足市场交换需要而导致产品和服务价值难以实现的情形，即消费和投资扩张的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实际增速，对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形成了制约，这就是内需不足的表现。要知道，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两个指标的增速都是高于GDP增速的。

纵向比较看，当前我国内需不足具有阶段性特征。历史上出现的内需不足基本上是周期性因素和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一旦外部环境改善、国内投资扩大，内需不足的状况很快会得到缓解，持续时间都不长。较为典型的是在1996—2001年期间，针对1993—1994年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过热进行了一轮宏观调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又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投资和消费增速一起下行，导致内需不足问题比较严重，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但随着2001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市场的大门打开，内需不足的矛盾很快得到缓解，经济出现了一轮高速增长。反观当下，内需不足主要是发展阶段转变所引起的。2010年前后我国人均GDP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随后几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基本结束，伴随这些阶段性变化，投资和消费增速持续下行，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和逆全球化冲击影响，需求下行和经济下行相互交织作用。再叠加世纪疫情的深刻影响，疫情前的2019年，我国GDP增速仍有6.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疫情后的2023年、2024年，我国GDP增速下降到5.2%、5%，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到7.2%、3.5%。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升级以来，多重利好持续激活消费市场。2025年11月升级政策实施首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3.8亿元，同比增长27.1%。图为2025年12月1日，在海口国际免税城内，各类活动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 新华社记者 郭程/摄

横向比较看，我国内需不足既符合一般趋势又有不同特点。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情况看，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投资、消费都持续下行，而且都经历了经济负增长和市场出清的大幅波动，在长达20年左右的时间里内需增长和经济增速下降了一半左右。我国高速增长期结束以来，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确保了经济社会稳定运行，2012—2024年年均GDP增速仍达到6%，但供需失衡压力持续存在。还有一个较为独特的情况是，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率明显偏低，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2%，比2010年的34.6%上升4.6个百分点，但比2000年的47.1%下降7.9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2000—2010年期间房地产开发投资大幅增长，居民大量购房，对消费挤出作用明显。比如，2010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达到31.2%，而居民消费水平只增长7.5%，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比较而言，我国由于没有经历较为彻底的结构性调整，内需增长动力不足的压力一直较大，成为影响经济增速的潜在因素。

二

综合考量，当前我国内需不足具有阶段性特点，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交织、现实因素和预期因素交织影响的综合结果，背后还有体制机制的影响。

一是发展阶段转变引起内需增速下行。这是对我国内需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投资和消费增速往往都会持续回落，形成一个具有长期性、波动性特点的转变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下行，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扩张性建设基本完成，大规模基础性投资的范围和规模随之收缩。投资下行引起就业、居民收入变化，同时家庭的主要物质需求基本实现，大范围基础性消费开始减少，消费增速也随之持续下行。这个过程中，消费结构升级促使质量需求和服务需求较快上升，而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导致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大致在2012年结束，这一年GDP增速下降到8%以下，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面对传统高增长模式留下的问题和供求结构性矛盾对内需的影响，党中央作出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部署，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避免了经济大幅波动。但也要考虑到，发展阶段转变往往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引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总供求关系失衡。

二是收入分配结构影响消费增长。这是导致消费不足的一个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具有长期历史原因。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下，经济下行对消费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根据有关资料，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202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仍为2.34倍，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在已经彻底解决生存型温饱型需求的条件下，经济下行对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会产生较大冲击，导致消费收缩大于收入收缩。而这部分人群是我国当前消费格局的基础和主体，其收入和消费受到影响，可能使经济下行和消费下行的相互影响呈现放大效应。这是因为，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即进入稳定期或低速增长期，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和扩大一旦受到收入制约，就会引起总体消费增速下降和扩大消费难度加大的问题。

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内需产生冲击。这既是当前加重内需不足的短期原因，也是影响内需走势的中长期问题。我国房地产市场用20多年时间基本上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要经历许多个房地产周期才能走完的路。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高于日本、法国等国家；住房拥有率达到96%，户均住房约1.5套，明显高于日本、美国等国家。我国房地产业曾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下行，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较大冲击，也给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从短期来看，中央、地方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助于增强房地产市场韧性，使供给过剩的压力缓慢释放；从中长期来看，改变候鸟型的城乡人口流动，实现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解决老旧小区面临的停车、充电、加装电梯等难题，推动“好房子”建设，可以进一步激发房地产市场潜力，但这有可能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四是内需不足、价格下行和预期转弱相互影响。这是一个经济运行中相关变量相互影响的问题。内需、价格和预期相互影响，最突出的是影响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导致内需下行幅度加大和时间延长。从内需与价格相互影响看，内需不足转化为总需求不足，将引起价格总水平下行。价格下行影响企业经营和盈利，进而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使名义消费、名义投资和名义GDP增速下滑，宏观杠杆率被动上行，反过来加剧需求不足。从内需与预期相互影响看，内需不足本身就会影响到预期。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会直接影响个人对就业、创业和收入的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堵点和卡点，影响消费支出和投资选择。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转弱会导致消费收缩，产生连锁和放大效应。

三

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政策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运用改革创新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抓住就业和消费这两个关键变量，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促进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增强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基础，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从中长期着眼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应把政策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内需不足的根本症结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交织影响，扩大内需必须坚持推动总量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协同发力，形成综合效果。一是把促进长期发展与应对周期波动结合起来。应对发展阶段转变引起的内需不足制约，宏观经济治理必须深入实施长期性需求管理政策，并与长期性供给管理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应对周期性因素影响特别是外部突发性冲击，也要把短期应急政策纳入长期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协同发力的政策框架中。二是把缓解总量矛盾与促进结构优化结合起来。坚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打破结构问题和总量问题相互影响的局面，形成缓解总量矛盾和推动结构优化相互促进的趋势，推动供给和需求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均衡。三是增强深化改革政策的引领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带动其他方面深化改革，包括推进需求侧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逐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促进居民消费率上升提供良好制度基础，推动宏观调控机制改革创新。

近期广西南宁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工程顺利通过蓄水前验收。这标志着南宁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土建工程已全面完成，为实现今年年底全部机组投产目标奠定基础。南宁抽水蓄能电站是“十四五”规划中的重大工程之一，于2022年7月启动建设，总装机容量120万千瓦。图为2025年10月25日拍摄的南宁抽水蓄能电站库区。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第二，把提振消费、扩大投资和稳定预期结合起来。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一是大力提振消费。提升消费能力，重点是促进结构性就业，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扩大民生保障。加力消费政策，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大力促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发展，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改善消费环境，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加快制定落实带薪错峰休假制度，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二是扩大有效投资。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政府民生类投资比重，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项目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深化投资改革，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投资方向和重点，为有效实施重大标志性工程项目提供制度性保障，加强全过程监管。搞活市场投资，加快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发挥好政府基金引导作用，增强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增长动力。三是稳定市场预期。强化物价总水平目标管理，引导价格走势预期。深化公共产品价格改革，鼓励产品和服务优质优价，以高质量供给化解价格下行压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继续规范涉企执法行为，打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堵点卡点，深入整治 “内卷式”竞争。四是促进预期和消费、投资相互作用。以稳定就业、收入预期促进消费，以稳定信心和价格预期促进投资，同时用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政策强化社会信心，用真金白银的投入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第三，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的力度和效应。在近几年的经济工作实践中，党中央突出强调要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加强各项政策与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增强政策合力。“十五五”规划建议也强调，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挥好产业、价格、就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环保、监管等政策作用，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改革和创新，特别是把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经济治理框架，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是对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各国宏观政策框架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充分彰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活力。要更加重视发挥政策协调配合的综合作用，强化宏观经济预期管理，全面稳定社会信心和引导市场预期。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体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适应我国高质量发展阶段完善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客观需要，将充分发挥强大的政策效能和快速的政策效应，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来源：《求是》2025/24

作者：郭克莎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华侨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