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回）

我和严新的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先是我问他答，围绕外气本质是精神还是物质的问题；接着是他说我听，讲他的成功案例；最后才把话题拉到我们的报道上来。他的话很啰唆，下面的内容是我提炼出来的。

在交谈过程中有两个小插曲。

一个是到午饭时间了，我和赵师傅都有些饿了。我笑着说：“严大师发发功，咱们省一顿如何？”严新面无表情，不作回答。还是中央台的王编辑下厨房，煮了两碗面条，之后她说台里还有事，就走了。

另一个是中间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戴眼镜，自称是某出版社的编辑。他一见严新，便谦卑恭敬、笑容可掬地一口一个“严大师”，述说他听了严大师的课感受如何之强烈、效果如何之好。严大师仍然是面无表情，只是从鼻孔里发出了点声音。我猜此人的来访也是有意安排的。

我向严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说靠意念就可以辟谷，那么能给你的‘意念’下个定义吗？比如，它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

严新说：“它是在气功状态下，一种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能够比较理想地融合在一起的物质，又不同于一般的……这么一种意念。只有在特定的气功状态下（才能产生）。是物质之气和功能之气相融合的这么一种既有物质性、又有能量性还有信息性甚至还有精神性或者说是具有人的高等思维活动性的这么一类带能量性的信息。” ——“意念”被他神秘化了。

我问他：“既然意念是带能量性的，那么这能量从哪儿来的呢？”

严新说：“是物质转换来的。人体在某种状态下，可以发出肉眼看不到的微光。有些练气功的人，或者有特异功能的人，就能发出这种光。”继而他说，他可以通过气功发出这种有能量的意念。

我追问道：“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是，远距离输电，要用高压电。输送距离越远，电压就越要高。否则，电能在输送途中就消耗完了。那么，你的意念能输送两千公里，你哪儿来得那么大能量？”

严新说：“凡是用功、做功，都是对人体物质的消耗。所以每次做完实验，都会表现出一种疲倦状态。这种状态就是能量消耗的表现。”——这种辩解，恐怕连中学生都说服不了。

我又问：“飞机从昆明飞北京，那是需要有导航系统来导航的。你的两千公里的实验，你的意念是靠你的主观支配引导到清华的呢，还是意念自己找方向到达清华的呢？据说在清华，有一个是试验体，一个是对照体。你的意念对两者是怎样做出准确分辨的呢？”

严新迟疑了一下说：“一般人对这种现象不容易理解，提出问题也是很正常的。甚至提出反对也在情理之中。包括我自己，也在探索中、也在疑问中。”——他没有正面回答。

说到这儿，严新开始谦逊起来。他提到大兴安岭的森林火灾，说在他发了一个意念之后，天降大雨，把火浇灭了。他说这只能是一个巧合，不能说这场雨是他的意念所带来的。他说：“如果人家要让我再来一次，我就招架不住了。”他承认，过去对他的报道，只报道了一些成功的病例，其实那样的例子只是少数，多数的病例效果一般，甚至有些是不好的。“因为只报道成功的病例，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甚至把我神化了，那样我也受不了。”说到这儿，他笑了。

我说，你能不能准确地说说，气功对哪些病是有效的，对哪些病是无能为力的。严新说他说不出来。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气功任何病都能治、只要有气功师，医院都可以不要了？严新说：当然不能这么说。

我问严新，你在给人看病时，用的是气功呢还是中医呢。他回答说，两者都用，结合起来用，但有些病纯用气功手段。比如一个骨折患者，粉碎性骨折，双上肢瘫痪，丧失劳动能力。我让他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先给别的病人开处方，然后我让他做俯卧撑，他就做了。又让他吊在门框上做引体向上，他也做了，然后他就什么动作都能做了。

严新说的这个病例我听说过，那个患者叫粟平，重庆特殊钢厂的工人，因车祸造成肩胛骨骨折，治疗一个月后，双上肢不能动。这里的关键点是：一个月后，肩胛骨的骨折已然康复；双上肢不能动完全是心理问题造成的。

我问严新：你是用什么方法给他治好的呢？严新说是用发放“外气”——分水岭就在这里：如果严新承认是用心理暗示治好粟平的，那么他是个诚实的医生；他说是发放“外气”治好粟平的，那么他是在哄骗不懂医学和心理学的人。

接着他又说了个病例。在他的“外气”作用下，一个骨折患者打碎了裹着的石膏，马上就运动自如了。在这个例子里，他同样回避了其中的时间要素——患者的石膏打了多久了？严新据此说：“我觉得还是有“外气”存在的，而且（“外气”）还是有能量的。但是，如果我治好了一个，接着再来一个，恐怕就达不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我表示赞同地说：“嗯，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你请到积水潭医院，把所有的骨折病人都治好的原因了。”严新并没有听出我话中的含义，说：“是的，就是这道理。”

接下来，严新开始大谈他的“带功讲课”。说他到中央党校讲过，经受了政治检验；到中科院讲过，经受了科学的检验；公安部门曾经请他去帮助破案，说明他得到了公安部门的信任——他所讲的这些，因无法保证其准确性与真实性，在此就不详述了。

终于，他把话题绕到主题上来了。他说，对于气功，在宣传它时，应本着爱护它、扶植它，要考虑到它的范围、尺度，要尊重基本事实。现在有人说实验与清华大学无关，无关就成一个骗局了！这已经影响到清华的威望了。这样的报道没有考虑后果。还有的报道讲，说我们的实验用的是自来水，说既没有气功科研组这个机构、（实验）也没有申报。这样的报道是根本事实上的失真。现在这个报道国外很多报纸都转载了，外宾问我我说不清楚。我跟你们的S副总编讲了，希望怎么调整一下。我不希望让清华大学的声誉受损，也不希望让报纸的影响受损。

话说到这儿，我当即表示：“我对我们的报道负责到底。如果清华大学校方指出我们的报道失实，我们可以做出更正。”——我的意思很明白：你说我们的报道失实，我不认可。我对严新说：“我也希望你明白自己的处境，你正坐在一个火山口上，希望你好自为之。我见过一篇报道，说你跟一个巫婆斗法。有这回事吧？”严新说有。我说：“你的气功能和巫婆斗法，那你的气功又是什么？”严新无言以对。我说：“对于你提出的要求嘛，我的建议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再见吧。”说完，我和赵金生师傅起身离去。

几天以后，电台王编辑将电话打到我的编辑室，问我什么时候刊发报道、为严新他们的实验正名。我不客气地说：“您有什么权利对我们北京日报指手画脚？”

又过了几天，严新和他的“研究者”们将一堆复印材料寄到了我的编辑室，其中有中国一位顶级科学家为他们的“科研报告”写的推荐信，要求某权威科学杂志刊发。同样的一堆材料，也寄给了市委主管宣传的领导，主管领导把这堆材料转给了我——这件事最后还就是“不了了之”了。然而社会上气功的热度有增无减。

1999年夏天，我针对伪气功猖獗的现实，自主写了一篇《气功热该降温了》的长文。报社领导将文章呈送市委主管宣传的领导审阅。8月8日，市委主管宣传的领导给报社打来电话：把宗春启那篇文章发出去。第二天，这篇文章在北京日报上刊登——这是后话了。（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