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中的宋代女性》 程郁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凡论婚姻史或妇女史者，大都认为中国妇女地位之急遽下降，始于宋代，这一派以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为代表。宋代妇女史研究，便从质疑这一“转折论”开始。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提出许多新论点，如宋代妇女有财产继承权等，后为学界所发展。其间，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对下层劳动妇女的关注，二是新史料的开拓。

20世纪末，美国学者有关中国妇女史的诸多论著被译成中文，风气骤变。据说魏晋妇女十分独立，唐代妇女更为开放，宋代妇女比明清后辈享有更多的权利。于是从先秦到清代，学界几乎都有类似的论点——若将这一派的论文编成通史，似可以得出“中国妇女是最具有独立人格之人群”的结论。笔者一直对此抱有疑问。后来研读许曼教授大作，才知道当年的疑问早已被海外女性主义的研究者判为真理了。该书提到，研究性别问题的学者已经推翻了20世纪初中国有地位男性的看法——他们总把女性塑造成受害者。学者认为，近代以前根本没有统一、占上风的规矩，非要隔开女性或限制女性的自由。

随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深入，学者致力于寻找新的史料来源。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文献资料得到较充分的挖掘。受海外汉学的影响，近年中国史学界逐渐重视利用图像类史料。鉴于此，十多年来，笔者致力于广泛搜集宋代的图像史料，试图在史料与史学方法上进行探索，希望从另一角度诠释宋代的女性形象。

本书图像史料主要从两个方向进行收集：一是传世的宋画，如仕女图、女教图、风俗图等；二是考古发现的壁画、雕塑等。笔者并没有能力鉴定画作的时代，只能参考艺术史家的研究成果；非纪年墓葬的图像，则参考考古学家的研究。同时代的辽、金深受宋朝影响，特别是那些汉化的文化因素，故也采用一些辽、金图像。本书主要关注性别文化的走向，而不是画作的艺术断代。在进行时代流变考察时，也会观察对比前代及后代的图像。

有关宫廷女性的一章最终置于首位。其实，最初并不想写这个主题，以为很难独辟蹊径。看到曾藏于故宫南薰殿的宋帝后图像时，先为真宗刘皇后脸上独特的面纱与其座椅所吸引，与英宗高皇后咄咄逼人的双眼对视之后，这个论题变得有趣起来。从刘皇后起，曹、高、向、孟诸后相继临朝称制，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罕见的。仔细阅读有关五太后的记载，都能看到士大夫对这些女人篡权的非议。观察有关后宫的图像，常能看到一些未成年的宫女；又注意到后与妃的随从服饰有所不同。深入挖掘下去，方发现宫内女性之间竟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曹皇后并不像正史记载的那样忠厚，哲宗刘后、徽宗王后的死因也如此蹊跷……

有关婴戏图的一章是最早完成的。初看宋代婴戏图中的女孩，第一直觉是她们比后代的形象显得活泼。宋代有关“五男二女”的婴戏图绘画模式的文献记载，在图像中变得如此生动。初稿完成后，曾投给专业杂志，专家评语一语击中最薄弱处：如何能断定宋代婴戏图中相较其他朝代有更多的女孩呢？于是，花大量时间查看明清的婴戏图，遍查《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台北的《故宫书画图录》等，方写成其后部分，制成《婴戏图儿童性别一览表》。

宋代的劳动妇女一直为史学界所忽视。农村妇女又是劳动妇女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最终成为第三章的重点，其形象主要体现在耕织图及宋墓壁画等。如上所述，有关婢的图像及文献非常多，因此本书未能全面深入研究，只收入婢的两个子类：厨娘与乳母。笔者曾深入研究过乳母，在观察大足石刻时，便注意到其中的乳母形象，并认出大足石刻中的接生婆、厨娘等形象。笔者携论文参与重庆大足的国际学术会议，被指定作大会发言，得到艺术史界专家的指点与肯定，信心随之增强。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东京汴梁的社会百态，但其中不见经商妇女的身影，甚至很少看到妇女带儿童上街，与其他图像史料相异，看来画家做了有意的选择。

总之，宋代劳动妇女下田插秧、踩水车，和男人一样踏碓，并汲水挑水，她们双脚赤裸，明显是天足。元以后妇女退出大田劳动，很可能与缠足普及有关。但与所有的妇女问题一样，因时间地点的不同，缠足的普及程度是不同的。妇女缠足于北宋先在艺妓中施行，然后开始在中上层妇女间流行，江南农村妇女特别勤劳，很晚才普及缠足。李伯重教授所谓缠足“主要限于汉人上中层社会”的论断恐怕过于武断。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