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海昏侯遗址内出土的珍贵文物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来到了开馆仅半年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西汉时期的北方郡县与南方侯国，二者跨越2000多年的神奇会面为参观者勾勒出一幅立体的汉代政治生活图景。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介绍，2016年的首次进京展览是基于考古、保护、展览同步进行的考古成果展；如今海昏侯遗址出土文物第二次进京，策展团队则是将文物放到了海昏侯刘贺所处的时代中，以物证史，向观众讲述西汉鼎盛时期的文明。

据悉，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与展品108件（套），不仅包含证明刘贺身份的玉印、饼金、马蹄金等闻名遐迩的文物，还有部分刚刚修复完成且首次展出的青铜器，以及正在修复的孔子徒人图漆衣镜镜匣复制件。这些文物放在一起，不仅展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王公贵族奢华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制度，还有刘贺地处海昏侯国时的精神世界，力图为观众呈现出更加丰满的海昏侯形象。

一方玉印揭开刘贺神秘身份

“玉印找到了！”2016年1月17日的南昌海昏侯墓地，6号文保房内突然响起压低的欢呼声。三重安保把守的文保房内，刚打开的内棺中，一枚白玉印露出半截温润的边角，两千多年来首次重现天光。这枚挂在遗骸右腰的玉印，印面仅“刘贺”二字，却如千钧之锤，直接锁定了墓主身份——刘贺，那个在中国历史上唯一集“王、帝、民、侯”四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

如今，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海昏侯特展上，“大刘记印”龟纽玉印复制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焦点，每一位参观者都会在此驻留，沉浸式感受两千年前的王侯印记。这枚方寸玉印采用纯净的和田白玉雕琢，仅正方形印面边长就达17.6毫米，高16.4毫米，印身光素无纹，印面无边栏，以缪篆阴刻的“大刘记印”四字线条流畅、力道沉稳。印纽为圆雕的龟形，龟首微微上扬，圆眼传神，龟背拱起并以脊棱为界，左右满饰砣刻阴线龟背纹，扁平的四肢带着清晰的两爪纹理，龟腹下方还留有多次钻孔形成的扁椭圆形穿孔，细节复刻得毫厘不差。

《海昏侯》纪录片中曾解读，这枚玉印并非刘贺的官印，而是他彰显皇族身份的私印，“大刘”二字直白宣告了他与大汉皇室的血脉联结，即便历经废帝之辱、远徙江南，这份身份认同也从未磨灭。在两汉，印章是判断墓主身份最直接的证据，《汉官仪》中“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的记载，印证着汉代严格的印玺礼制，而“大刘记印”以玉为质、以龟为纽，既符合西汉王侯用印的等级规范，又暗藏刘贺复杂的心境。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祖母便是“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公元前97年，其父刘髆被封为昌邑王，辖制今山东五县之地，那是桑麻遍野、商旅云集的富庶之地。公元前88年刘髆早逝，5岁的刘贺承袭昌邑王位，在奢华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展厅内一组刻有“昌邑九年造”“昌邑十一年造”铭文的青铜器，印证着这位少年王侯的早年生活，成套的编钟、琴瑟、排箫，镶嵌玛瑙与绿松石的青铜镜，甚至漆箱上纯金纹饰的人物与怪兽，无不彰显“最优秀皇家技师”打造的极致奢华。

18岁那年，刘贺的人生迎来骤变。汉昭帝驾崩后，他被拥立为帝，却仅在位27天便因“荒淫无道”被废，贬为庶民。29岁时，汉宣帝将其封为海昏侯，迁居豫章郡（今江西南昌），33岁便病逝于封国。“史书记载的‘荒唐’与墓葬文物呈现的‘儒雅’，构成了刘贺的双面形象。”范丽君指向展柜中刚修复展出的“李姬家”铭文青铜豆形灯，“这盏灯上端是平坦灯盘，中间灯柄细长，下部为喇叭形灯座，据推测是刘贺祖母李夫人的旧物，由他从山东昌邑带到豫章”。这一细节不仅印证了刘贺家族的迁徙轨迹，更说明他即便身处江湖之远，仍恪守中央礼制，与史书中“乱汉制度”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

墓葬中出土的4000多件车马器，更藏着刘贺未曾褪去的王侯威仪。展厅墙面的“车骑威仪”展板上，《后汉书》所记载的汉代职官车马出行仪制表清晰罗列，不同等级的主车、驾马、从车数量划分得泾渭分明。展柜里，鎏金花瓣形青铜盖弓帽与鎏金青铜三叉器静静陈列，盖弓帽顶端呈四瓣花形，中间有凸出花蕊，下端为曲折管形，通体鎏金，是安装在车盖弓、帷幄盖弓前端的构件；而青铜三叉器体量呈长条形，中上部有一周凸棱，往上有一环形组，末端分三叉，另一末端衔一坠子，虽用途暂未明确，却尽显汉代车马器的精湛工艺。

据介绍，刘贺墓园的真车马坑中，出土了五辆鞍车和20匹骏马，还有两架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这种“金车与鼓车并用”的规制，更是汉代考古的首次发现。这些车马器与玉印、礼器一起，串联起刘贺从昌邑王到汉废帝，再到海昏侯的人生轨迹，也与路县故城出土的简朴民用车马器形成鲜明对比，勾勒出西汉社会“王侯与百姓”的鲜明分层。

两处遗址对比汉代生活图景

南侯国与北郡县交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绝对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为了让观众更全面地感受西汉相同时期两处遗址的差别，海昏侯展览的入口正对着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出口，观众浏览完郡县的文物，就可直接感受侯国的风采。

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汉武帝刘彻，郡国并行一直是西汉前期重要的政治制度，即全国不仅存在相对独立的诸侯封国，又有中央直辖的郡县。该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平定了“七王之乱”，继而颁布了《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等一系列举措之后，各个王国虽然保留了税权，但是军权与治权被剥夺，封国实质上变成了中央直辖的行政单位，郡国并行制逐渐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

而了解郡国并行制下西汉侯国与郡县的区别，对比同时期的遗址与出土的文物是最直观的。“首先看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就有明显差别。”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讲解员王雪介绍，海昏侯国属于独立的封国，出土文物的级别较高。比如展柜中摆放的三足带盖青铜鼎，这件文物的盖和腹部整体十分圆润，两侧装有双耳，下有三足，此外铜盖上还铸有三个鸟形铜钮。这类青铜鼎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较多。青铜鼎在古代不仅是烹煮肉类的器具，更是重要的礼器之一。

遗址中出土的“昌邑籍田”三足青铜鼎是又一件级别较高的文物。这件文物与三足带盖青铜鼎形状相当，不同的是器身上刻有“昌邑籍田铜鼎，容十斗，重卌（音同戏，意为四十）八斤，第二”。范丽君介绍，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籍田鼎”据推测应是刘贺在原本的封地昌邑国举行了籍田礼，或是为了劝导农耕和祭祀使用。“籍田礼在西汉时期为天子专属，地方诸侯国没有行礼的资格，直到东汉时期才出现了地方行籍田礼的记载。因此，刘贺及其父亲刘髆是否在封地僭越而举办籍田礼尚存争议。”范丽君说。

对比路县故城遗址，作为同时期中央直辖的郡县，出土文物着重体现了平民的小农经济以及务实的手工业发展。比如走进博物馆基本陈列就能见到的两个戳印陶罐，其中一个陶罐上印有“亭”字，王雪介绍，这体现了从秦朝延续到汉朝的市亭制度。当时为了方便购买商品，也为了规范市场和保证商品质量，便在检测合格的商品器身上戳印“亭”字后再进入市场流通；而另一个陶罐上印有“临姑”二字，这体现了古代物勒工名制度，即将制作者的名字刻在器物上。

儒家典籍、玉器、编钟、屏风等反映丰富精神世界的文物，也在海昏侯墓中占有不小的比重，可见当时海昏侯国不仅拥有强盛的经济实力，还体现了精英文化。相对之下路县故城出土的文物，更多展现了手工业的繁荣，本馆基本陈列中还通过出土的文物还原了一处当时路县手工业繁荣的场景。铁六角形釭（音同刚）说明当时路县应该出现了制造和维护车辆的工匠；一枚铁钩则说明当时这里的水网比较发达，人们会进行渔猎活动；庖厨陶俑的出现则说明当时已有厨师行业。“遗址中还出土了一颗女性的头盖骨，上面有椭圆形的孔洞，根据周边骨头愈合情况推测，这位女性在生前应该经历了一场开颅手术，这也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开颅手术。”王雪说。

海昏侯国与路县故城的战略定位也有很大差别。海昏侯国是中央特许的“国中之国”，为了安顿当时已经被贬为庶民的刘贺；而路县故城地处汉朝的东北边疆，除了相对繁荣的贸易与手工业，此处还兼具边防重镇、边疆门户的军事功能。路县故城遗址中出土的铜箭簇等文物可以证明这一点，此外路县故城出土的玉珠串等文物，也证明当时汉代与边疆游牧民族进行过贸易往来。

三种金器窥见当时酎金制度

“一枚金饼能换多少人民币？”“为什么这些马蹄金底部要刻‘上’‘中’‘下’，这三个字到底代表什么？”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海昏侯特展的“郡国集权”单元，观众的追问声不断。王雪笑着回应：“按现在金价算，一枚250克左右的金饼价值约为20万—30万元，但文物的价值远不能用金钱衡量。”115公斤的出土黄金总量、纯度高达99%的金器、378件马蹄金与麟趾金，海昏侯墓创下的汉代墓葬黄金之最，成为本次展览最吸睛的焦点，更是解开西汉政治密码的钥匙。

展柜中，褭蹏金（马蹄金）、麟趾金、饼金整齐排列，阳光照射下金光夺目。“马蹄金和麟趾金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纪念币。”王雪告诉记者，“汉武帝在陇西发现麒麟、得到汗血宝马，在泰山发现黄金，认为是三大祥瑞。汉武帝对汗血宝马的喜爱，源于征服匈奴的雄心，便将黄金铸造成这两种形状，专门赏赐诸侯王和贵族，既是精神寄托，也是国家实力的物质反映。”这些金器底部刻有的“上”“中”“下”铭文，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有说法是祭祀规制不同，‘上’祭天、‘中’祭祖、‘下’祭地；也有认为是王权等级划分，目前还在考证当中。”

本次展出的墨书金饼虽为复制品，但仍难掩其背后所代表的历史价值，范丽君详细解读道：“史书记载有5枚金饼刻着‘南海海昏侯臣贺，元康三年，酎（音同昼）金一斤’，酎金就是刘贺被封海昏侯当年，为宗庙祭祀准备的贡金。”她进一步解释，西汉实行酎金制，有封地的王侯需按人口比例，在每年八月祭祖时向朝廷献金，“刘贺封地有4000户，按标准需献5枚，每枚约250克，相当于汉代的一斤。”作为“上币”的黄金，在西汉上层社会是重要流通货币。“皇帝赏赐霍光、霍去病等大臣，动辄以‘黄金千斤’计。”

令人唏嘘的是，汉宣帝始终忌惮刘贺的废帝身份，不许他参与宗庙祭祀，这些精心准备的酎金最终没能献出，只能随葬墓中。“酎金制度看似是祭祀礼仪，实则是中央集权的手段。”范丽君透露，“汉武帝曾以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罢免了100多位王侯，以此削弱地方势力。”这些金饼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西汉政治制度的实物见证。

展柜旁的五铢钱展品同样令人惊叹，成串的五铢钱堆叠成螺旋状，标签上标注着这些五铢钱出自汉武帝元狩五年，是钱币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海昏侯墓中出土的五铢钱总量达10余吨，约500万枚，成串码放高达近两米。“西汉实行‘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货币体系，帝王赏赐、贵族交易用金，百姓日常用铜。”王雪介绍。

这些穿越两千年的黄金与铜钱，不仅见证了刘贺的传奇人生，更折射出西汉“黄金时代”的繁荣。“99%的纯度说明当时金属冶炼技术已非常成熟，而如此庞大的黄金储备，也印证了西汉的强大国力。”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展陈开放部负责人邢宇介绍，本次展出的黄金器物涵盖完整品类，从赏赐用的马蹄金、麟趾金，到祭祀用的酎金饼，全方位展现了汉代黄金的多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