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孙飞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他是冰心的丈夫，是费孝通的老师，他率先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他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社会学奠基者与领航人吴文藻。然而关于吴文藻，一直都缺乏一部全面而深入的传记。孙飞宇教授所著的《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本书不仅是对吴文藻个人生平的记录，更是一部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的生动历史。

1916年，15岁的吴文藻踏入清华学堂，开始了他的学术之路。7年后，吴文藻远渡重洋，进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社会学系深造，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跨界研习人类学。在这里，吴文藻旁听了人类学泰斗博厄斯的课程。博厄斯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以及对田野调查的极致推崇，让年轻的吴文藻开始思考如何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引入社会学，又该如何让社会学适配不同文明的土壤。1928年，吴文藻以优异成绩取得博士学位，此时的他，已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而他心中“让社会学落地中国”的信念也愈发坚定。

学成归国的吴文藻入职燕京大学。那时中国社会学界的处境相当尴尬，课堂上多是外文授课，案例也多取自西方，这种舶来品难以回应中国社会的真实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吴文藻率先喊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口号。他从教学改革率先破局，打破了当时高校用英文讲授西洋社会思想的惯例，坚持用中国话授课。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不小震动，连他的学生费孝通都曾表示诧异：没想到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冰心先生的丈夫，竟会用中国话讲西洋思想。而这正是吴文藻的良苦用心，只有用本土语言，才能让社会学走进中国学子的心里。

他还以“请进来”与“育人才”双轮驱动，为社会学中国化注入活力。1933年，他邀请芝加哥学派代表派克来华讲学，对方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田野作业”与“社区调查”理念，还亲自带领师生深入北京贫民窟、天桥开展实地调研，让学生们真切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肌理。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为学术重镇，“燕京学派”声名鹊起，社会学终于在中国大地上扎下了根。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火，击碎了燕园的宁静，也打乱了吴文藻的学术规划。他倡议的“社会科学荣誉学位导师制”被迫搁置，持续多年的农村社会调查也戛然而止。国难当头，吴文藻并未沉沦，他受邀前往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一边在文法学院授课，一边与熊庆来共同规划学科发展，还撰文呼吁大学应贴合地方需求，为边疆社会发展服务。他在呈贡县的“默庐”设立研究工作站，这里很快成为学术高地，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学者齐聚于此，深入云南乡村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展调查。

不过，吴文藻在云南的学术之路也不平静。因学术理念与人事分歧，他最终离开云南大学赴重庆从政。即便身处政界，他分管的仍是教育领域，始终未与学术脱节。在重庆，他牵头推动边政学研究，发表《边政学发凡》，系统界定了边政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意义，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

1946年，抗战胜利一周年，吴文藻迎来人生又一转折。他偕同夫人冰心远赴东京，出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政治组组长兼谈判顾问。他凭借深厚的学术素养与外交才能，参与战后日本重建事务，同时也借机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拓宽了学术视野。新中国成立后，吴文藻和冰心激动不已，决定辞去职务，全家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学科建设。回国后，吴文藻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等高校任教，将学术重心转向民族学研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民族工作与社会研究人才。

1952年全国院校调整，社会学系被撤销，吴文藻等学者被迫改行，中国社会学陷入长达二十余年的沉寂。但吴文藻从未放弃对学术的坚守，他借着修订《辞海》、审定民族学“三套丛书”的契机，以“批判”为名研读西方社会学著作；作为“灰皮书”译者，他得以系统接触国际前沿理论。改革开放后，社会学迎来了重建的曙光。他将环境保护、信息时代、后工业社会等前沿概念纳入社会学范畴，指出学科应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前预警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难题，为中国社会学的复兴指明了方向。

此后，吴文藻全身心投入学科重建。他的课堂不仅吸引了本校研究生，连北大考古队、自然博物馆的学者都慕名旁听，学术影响力可见一斑。他还积极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搭建中国社会学与世界对话的桥梁，为学科复兴注入国际视野。1985年，84岁的吴文藻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一书，呈现了吴文藻波澜壮阔的学术人生。通过这部传记，不仅能够了解吴文藻个人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更能从中窥探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