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新红学，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书中写的，是曹雪芹的家事。这就是“新红学”的《红楼梦》的自传说。

上个世纪60年代，曾有两篇文章考证大观园的位置，一篇是刊登在文汇报上的《京华何处大观园》，一篇是周汝昌先生写的《芳园筑向帝城西》。周老先生的这篇文章考证非常有说服力，认为红楼梦的故事背景就是北京城，荣国府、大观园的位置就是现实中的恭王府。比如第六十回，贾琏偷娶尤二姐，在荣宁街后二里远，小花枝巷内买了一所房子。果然，恭王府西北不远处，就真有一个花枝胡同。再比如，第四十七回，薛蟠追求柳湘莲，被柳湘莲骗出了北门，来到一处人迹稀少的苇塘，将薛蟠一顿好打。贾蓉找到薛蟠后调侃道：“薛大叔天天调情，今儿调到苇子坑里来了！”——德胜门外的的确确有个地名叫苇子坑。此外，还有兴隆街、天齐庙、鼓楼大街等，都证明《红楼梦》的故事发生在北京；小说中的荣国府位置，和现实中的恭王府的位置完全吻合的。为了证明这一点，周老先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恭王府与红楼梦》，一本是《红楼仿真——大观园在恭王府》

周老先生认为：曹雪芹的手法是以写实为基本的，其地点、人物、皆有原型。贾家的原型就是曹家；贾宝玉的原型就是曹雪芹；荣国府的所在地就是后来的恭王府。按照这个逻辑，恭王府曾经就是曹家的府第。然而周老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考证越扎实，就越证明不了曹家是贾家的原型，也证明不了恭王府与曹家有任何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小说中描写的诸多情节来看，荣宁两府的贾家与现实中的曹家，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经济状况，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一，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已然说的很明白，那贾家是三代世袭的功臣后代，荣国公、宁国公都是戎马出身，靠九死一生才挣下这家业，得下了两个世袭的爵位。而曹家的历史没有这等荣耀，曹家的地位也没有这等显赫。根据现已发现的资料，曹家祖上虽然也是“从龙入关”的，也立过些战功、获得过些“前程”的，但从没有被敕封过公、侯、伯之类的爵位。

第二，荣国府出了一位皇贵妃。曹家呢，顶多就是有两位姑娘嫁给王爷家了。王爷家的福晋，岂能和皇帝后宫中的贵妃娘娘同日而语吗，显然不能。

第三，宁国府荣国府因为是功勋世家，所以在关外是有庄田土地的。吉林省的红学家曾经做过考证，说按照清朝顺治年间的规定，依照贾家作为“国公”的地位，可以拥有三万两千六百四十亩地；而曹家呢，抄家之后已经由隋赫德报告说明了，总共不到两千亩地，不及贾家地亩的零头。

第四，按照小说中所描写的，荣宁两府就坐落在京城的西北角。清初，这里驻扎的是右翼正黄旗。而曹家，属于左翼汉军正白旗，驻在东城。曹雪芹祖上如果在内城有宅子，也应该在东直门与朝阳门之间。

周老先生花费了许多精力来考证恭王府，无非是为了支撑新红学的核心观点：《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那么问题来了：曹雪芹有过和贾宝玉类似的生活经历么？他有过“锦衣纨绔、饫甘餍美”的贵族生活吗？于是，他的生活年代就成了问题的关键。

现在多数人都同意：曹雪芹死于壬午年除夕，也就是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曹雪芹生前好友敦诚写的挽诗中，有“四十年华付杳冥”之句，说明曹雪芹享年只有四十岁。从1762年上推40年，就是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已知江宁织造的曹家被抄家，是在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当时曹雪芹多大年纪呢？五岁。一个五岁的孩子能经历什么“梦幻”？能有多少“情事”？又何谈“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呢？于是，一些学者就想方设法把曹雪芹的出生之年往前提，说他死时不是正好四十岁，而是四十五岁甚至是四十八岁。这样，他的生年就能提前到1717年或者是1715年，让他的少年时代能享受到曹家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最理想的，是让他能让他赶上康熙四十六年玄烨最后一次南巡。在这一点上，周汝昌就和胡适的观点不一样，周汝昌在《答胡适先生》的信中指出：“曹家的繁华，我以为雪芹确实未曾赶上。”

既然没有赶上繁华的生活，那他又怎么能写出那么真实的贵族生活？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自传说”。

对于《红楼梦》自传说，有的红学家就不以为然。比如俞平伯先生。

1986年11月，得知俞平伯先生将出访香港谈红楼梦，我委托两位记者专程去采访了他。俞平伯先生这次是应香港中华文化交流中心和香港三联书店之邀前往访问的，将在11月22日的讲座上，就“索引派与自传说”做发言。

俞平伯是“新红学”奠基人之一，与胡适并称红学研究的双璧。但他的观点并不同于胡适，也不同于周汝昌。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是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不是医学，更不是烹调术。《红楼梦》的问世，自然有它的政治历史背景、社会生活环境，但它毕竟是以虚为主、以实为从的艺术之作。因此，不能把《红楼梦》当作史料来研究。”他说：“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不仅读者纵贯三世纪，遍布海内外，研究队伍也日益扩大。有这么多人喜欢红楼梦研究红楼梦，本是一件好事儿。但如果钻进牛角尖，越搞越繁琐，越搞越复杂，那就便失去了研究的意义。”他还说：“对红楼梦的研究不是要深一点儿，而是要浅一点儿，应该简单化、近代化。红楼梦本身很流畅，不难懂，而许多研究它的文章却把它弄得很难懂。这不是好现象。”俞平伯先生对考证贾宝玉是谁、大观园在哪儿的研究方向很不赞同。他说：“一定要问贾宝玉是谁？他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定要问大观园在哪儿，他就是小说中的花园。”

1986年11月15日我把访问俞平伯的报道刊发在了北京日报周末版上，标题是《俞平伯先生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这个标题在今天看来很平淡，在当时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红楼梦》就是政治、就是历史。专访俞平伯的报道中还说：俞平伯先生对一窝蜂地将《红楼梦》改编成影视剧的做法表示担忧。

俞平伯先生为什么而担忧呢？或许他担忧的是：改编者也许根本没有读懂《红楼梦》，甚至不知它的主题是什么，就动手改编，这会不会是《红楼梦》的灾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