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航，29岁；乐以琴，23岁；陈怀民，22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层展厅，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上，游客一边用手翻动着电子屏上“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部分飞行员”，一边念着每个人的名字和生命定格的数字。

这些冲上云霄的抗日英雄，绝大多数都出自同一所学校——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当年，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人生有无限可能。他们本可以远离战火，但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投笔从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在蓝天与日寇殊死搏斗。

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惨烈厮杀。抗日战争前期，中国空军的飞机不足300架，而日军飞机数量是中国的九倍以上。中央航空学校先后有16批毕业生，约1700多人义无反顾地迎空参战。其中大多数人从毕业到阵亡，仅有半年时间，平均殉国年龄只有23岁。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兑现了校训誓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1935年华北告急，中央航空学校的学生们呐喊求战。

航空救国

1935年12月9日，夜色已深，林徽因守着家里的电话，四处打听同父异母的弟弟——林恒的下落。林恒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这一天，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北平街头示威游行，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直到天黑仍未回家。

林徽因听说，学生游行队伍经过西单、东长安街时，遭到军警殴打，有的被军警拿着鞭子追赶，有的被打得半死或受伤。姐夫梁思成花了大半夜时间，到北平各医院里受伤的学生中寻找林恒。最后，终于在西城一处僻静的角落，找到了受伤的林恒。

林恒从小成绩优异，立志长大要实业救国。但这次游行经历，深深刺激了这位热血青年。国难当头，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6年，伤愈后，林恒做了一个决定：放弃清华的学业，投笔从戎，报考中央航空学校（以下简称中央航校）。

经过两个多月严格的体检和初试、复试，林恒最终成为中央航校第十期学员。而在他之前，他的几位师兄：清华大学地理系毕业的林文奎，是中央航校第二期学员；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沈崇诲，是中央航校第三期学员。

中央航空学校第十期部分学员在柳州初级班受训时的照片，左三为林恒。

中央航校被誉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的摇篮”，可以说是最难“上岸”的学校。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是第一流的人才根本没法开飞机。不惟清华大学，中央航校招收的学生还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

能考上中央航校的，都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他们之所以放弃无限的前途，用沈崇诲在《我的自传》里的话来解释，因为空军是“国家最需要的”。

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军阀分别从国外买飞机、请教练，自办空军。最早成立的是北京、东北、广东及山西的航空队，其中尤以东北和广东空军较具规模。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开始着手收编地方空军，建立一支中央空军。

国民政府在军政部下设航空署，从德国买了34架飞机，同时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航空班，培养飞行员。到1931年，航空班有83人毕业，编入航空署下属的七个航空队。然而，这几支代表中国空军的航空队刚建立不久，就受到了一次重创。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突袭上海闸北，驻守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国民政府调军政部航空署下的航空队和广东空军，驰援淞沪战场。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抵御外侮的空中作战。

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中国空军为数不多的飞机被击落3架，3名飞行员牺牲，2人受伤。闸北被日本飞机炸成一片焦土。残酷的现实，让中国军民不无忧虑，中日空军力量的差距太大了。

全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航空救国”运动。各地陆续成立航空救国组织，招收会员、募集捐款。爱国人士、海外华侨纷纷慷慨解囊，捐钱买飞机。一些华侨青年陆续回国参加中国空军。

中央航校应运而生。1932年年底，国民政府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校，同时将1931年南京毕业的航空班学生改为该校的第一期毕业生。新校址招进的第一批学生，就被定为第二期。

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踊跃报名。1933年1月，中央航校到天津招生，办事处设在南开中学。据《北洋画报》记载，当天，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有近千人报名参加体检，只有几个人通过初试。南开大学创校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就是其一。

张锡祜是南开中学的风云人物，身高两米，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称“长人老四”。高中毕业前，“长人老四”曾与8名同学成立自行车通讯队，由军训教官带领到长城前线军中服务，第一次感受到了国破家亡的痛楚。

报考中央航校时，张锡祜询问父亲张伯苓的意见。张伯苓不但没有反对，勉励他说，“吾有四子，以一子献诸国家，理当然也。即有壮志，其速行。”

张锡祜顺利通过复试，成为中央航校三期学员。临行前，他给14年同窗挚友写了一封信。信中嘱托好友代其宽慰母亲，还附了一张照片，背面题词豪气干云：“驾飞机炸破富士山去。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空军黄埔”

考入中央航校的第一件事是剃平头。当时，不少学员用挂号信将剪下的头发寄回家中明志：“今后的儿子将永属全中华民族所有，谨献上这点头发，聊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意。”

学飞行前，每名学员要先进行半年的入伍训练。训练地址在杭州西湖东畔的梅东高桥，那里有一座清代老营房。张锡祜所在的第三期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代训，早晚操练，忙碌而紧张。

张锡祜曾给天津《大公报》记者汇报训练生活：每天两顿饭，“一进饭堂连话也来不及说，赶快吃。不然一喊立正就不许再吃，时间不过十分多钟。”张锡祜十几分钟可以吃三大碗饭。

张锡祜在战机前留影。

入伍第一课，站在讲台上的是一位“独臂将军”。他自我介绍叫石邦藩，原空军第2中队中队长，主动调到中央航校担任三期学员的总队长。张锡祜和学员们不禁好奇：为何总队长只有一只手臂？

这时，有两位士兵抬出一个盛满福尔马林的玻璃罐，里面装了一只弹孔累累的手臂。石邦藩指着玻璃罐说：“这就是在去年‘一·二八’事变的空战中，日本鬼子把我打断的左臂。你们要替我报仇！”

“独臂将军”带领学员们沿街训练，高达两米的张锡祜走在排头，成为当地一道风景。围观群众不无羡慕：“这不是普通部队，他们是大学生，未来的飞将军，后面那位断臂的，就是‘一·二八’与日本鬼子打仗的英雄。”

入伍训练期满，体检合格才能到航校本部学习。和张锡祜同期进入中央航校的几位南开校友，有5人体检不合格被刷下来了，“大概因为眼睛的关系，可见航校对于眼睛的注意。”

中央航校本部，位于杭州东郊的笕桥。当年，那里只有一条长街，房屋都很矮小，甚至连像样的店铺也没有。中央航校的建立，为当地增添了不少活力。学校里面有营房、机库、小型机场等，其中一座三层高的大楼，在当时非常雄伟。

张锡祜对学校环境非常满意。他给好友的信里念叨：“笕桥的校舍非常好，现在还正在建筑中，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更让他骄傲的是，“学校的教官全是美国空军学校的教官，机器也全是美国最新式的教练机。在美国的普通学校只教怎样飞，我们现在学的不只是飞而且还要准，一个转弯要三十度就不能三十五度。因为作战的时候要成队飞行的，假若一个差一点会影响旁人生命的。”

中央航校是国民政府建设空军的重要基地，被蒋介石视为“空军黄埔”。蒋介石自兼校长，并任命毛邦初为副校长。毛邦初是蒋介石第一任妻子毛福梅的内侄，曾由蒋介石派到苏联学习航空，是科班出身的中国早期空军将领。

中央航校的飞行教官，是来自全国各省的空军骨干。其中，有广东航校的王叔铭、云南航校的陈栖霞、南京航空班的陈嘉尚等，都是当时中国一流的飞行员。

此外，中央航校不惜花重金聘请了一个美国顾问团，并从美国购买了一批弗力提、道格拉斯等飞机，作为训练用机。航校的训练方式也是美式的，分为初、中、高三级，每阶段大概60个学时。

美式训练采取高淘汰制，如果学生不适合飞行就尽早淘汰。张锡祜入校前就听学长说，毕业前将近一半的学员会被刷掉。“闻听之下，不禁令人浑身发冷。小伙子只有玩命才能保持地位。”

中央航校从第五期开始扩招。1935年6月，在洛阳建立了分校，1936年又在广州建立了分校。洛阳和广州分校只训练初级飞行员，在笕桥集中训练中级和高级飞行员。

张锡祜和三期同学的飞行教官，是有“空军战神”之誉的高志航。东北空军和法国牟拉纳航空学校出身的高志航，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所有飞行科目都会亲自示范一遍，甚至亲自带着飞一趟。

上午练习飞行，下午学地面学科。天阴下雨，大家围坐一起读书聊天。“谈话的题材，可以从汉尼拔的歼灭战，论到戈林勋章、巴尔波之胡子。总之，古今中外，全是我们的话题。”罗英德和张锡祜是同期同学，多年后，他仍对校园生活念念不忘，“那时，我们有梦想，有愤慨，有痛苦，而最丰富的则是炽诚的友情。”

中央航校的同学身怀家仇国恨，一心想着保家卫国、为国雪耻。罗英德和同期的郑少愚、乐以琴、沈崇诲相戒——30岁前决不成家。大家还相约，如果战事一旦发生，设法同在一起比翼作战。

校园生活弹指一瞬，毕业的日子很快来临。1934年12月，第三期学员毕业时，中央航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恳亲会。

学校史无前例地邀请毕业生家长出席，不论路途远近，甚至海外华侨都邀请来杭州。不仅往返路费及食宿全包，返乡时，蒋介石还亲手送每位家长两匹杭绸、一幅横匾和一盒杭州特产。

很多家长到中央航校参加毕业典礼，才知道儿子这两年都学了什么。不少家长在校园中看到旗座上铜铸的精神标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不禁潸然泪下。

20世纪30年代，中央航空学校学员与旗座上的校训合影。

恳亲会上，张伯苓作为学生家长代表，用岳母刺字的典故与家长们共勉：“岳母曾以‘精忠报国’四字，刺岳飞背上。我们做家长的，也应该以此四字，刺诸诸生之心。如将来为国御侮，万一失败，简直就不必再回到家去！”

航校第三期毕业的同学，除了一部分留校任初级飞行教官外，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到各个空军部队。张锡祜被分配到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中队，驻防江西。

从1932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央航校先后培养了500余名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空军抗战的骨干力量。

奔赴国难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航空委员会发布“空军作战命令第一号”，急令空军各部队于14日黄昏前集结华东，保卫上海和南京。

军令如山。第二天，驻防江西的张锡祜不顾雷雨天气，驾驶着马丁重型轰炸机冒险升空，不幸在江西临川上空，迷航失事。

张锡祜奉命出征前，曾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对几天前南开大学被日军轰炸之事安慰父亲，并把父亲“阵中无勇非孝也”的教诲当作出征誓言，恳请其不必挂念他的生死。

这封信和阵亡通知书穿越战火，半个月后被送到张伯苓手中。当时年过花甲的张伯苓，面对丧子噩耗格外平静，对身边人说：“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张锡祜出师未捷身先死，而他的战友和日军在笕桥上空展开了一场搏杀。

8月14日当天，日军鹿屋航空队18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由台北起飞，轰炸大陆沿海机场。其中9架飞临杭州上空，目标直指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军用机场笕桥机场。

突然，一队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从云层钻出，咬着日本轰炸机一阵猛射。那是刚刚从河南调至淞沪战场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大队长是高志航。

激战半个小时，高志航大队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本队只有1架战斗机轻伤。这是中国空军抗击日军空中袭击的第一次作战。首战获胜，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斗志。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在杭州上空迎敌，击落敌机3架，首战胜利。

而这场胜利，险些成了中国空军抗战史的“绝笔”。

“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空军正式整编为9个大队和6个独立中队，其中很多都是中央航校刚毕业不久的学员，没有实战经验。在中国空军装备的飞机中，真正能够投入实战的飞机不足300架。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这些飞机都是从国外七拼八凑的杂牌货，战时损失极难补充，毁一架就少一架。

反观日本，空军当时不是独立的兵种，分别隶属于陆军和海军的航空队。1937年全面侵华之时，日本陆军航空队已有飞机1480架，海军航空队有飞机1220架。日军飞机数量是中国的九倍以上。其中装备最多的是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和九六式舰载战斗机，都是1936年投产的新机型，当时世界军机的佼佼者。

中日之间的空战，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搏杀。中国飞行员硬是抱着“我死则国生”的决心，坚持战斗。

中央航校毕业不到一年、第五大队的阎海文，于8月17日攻击上海日本陆战队司令部时，不幸被敌军高射炮击落。阎海文跳伞后遭围捕，他击毙5名日军，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自戕殉国前，阎海文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阎海文殉国后两天，第二大队九中队分队长沈崇诲随队出征，预定轰炸长江口外海的日本军舰。但在杭州湾上空因飞机有状况而脱队，沈崇诲与后座的陈锡纯原本可以跳伞，但他们在白龙港海面连人带机冲向敌舰，与敌人兵舰同归于尽。

“在惨烈的空战中，生死仅是毫发之间的事。每次升空迎敌，都有可能血洒长空，永远不再返航。”航校五期的张光明，毕业后被分配到第四大队二十二中队，历经空战上百回。在他记忆中，飞行员们都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不被打下来就接着飞，明明知道打不过日本人，还是要打。

当时被称为中国空军“四大金刚”的四位王牌飞行员，相继陨落：高志航于1937年11月赴南京参战的途中殉国，刘粹刚在同年10月支援忻口战役时牺牲，乐以琴在同年12月牺牲于南京上空，李桂丹则在次年2月的武汉空战中牺牲。后三者都是中央航校二期的毕业生，高志航曾是他们的飞行教官。

不只有飞行员牺牲，中国空军的飞机也快被打光了。

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公布过真实的战机损失，但据美国退役空军上尉、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的回忆：开战三个月内，中国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飞机，到11月初，所有能飞的飞机加在一起只有三十几架，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

山穷水尽之际，苏联的援助，让中国空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从1937年年底开始，苏联为了让中国在东线牵制日本，给予中国大量的秘密援助。援助不仅仅是卖给中国上千架苏制伊15、伊16战机，更是先后派了3000多名飞行员组成苏联空军志愿队，直接参与中国空战。

此后，中国空军与苏联飞行员，并肩在武汉、南京、重庆等城市上空，与日本空军开始了新一轮厮杀。据二战史资料，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损失飞机986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联志愿航空队的战果。

1940年，苏联西线防御吃紧，开始大幅度削减对华军援规模，同时命令苏联空军志愿队陆续撤出中国，回国抵抗德国的东侵。由此，中国空军不得不依靠剩下的苏制飞机，苦撑局面。

至暗时刻

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第四大队21中队的丁寿康坐在宿舍里给远在泰国的叔父写信：

“叔父，这些日子来只要天气好，敌机还是继续着大举来袭，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确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蜀省天气酷热，汗涔涔终日……”

丁寿康写完家书，笔墨未干，空袭警报突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匆匆忙忙冲向自己的战机。当天，中国空军24架战机升空，与27架日机展开了激战。丁寿康的战机中弹起火，不幸殉国。

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那封尚未封好的家书，眼含热泪，帮丁寿康寄了出去。

这样的生离死别，对当时的飞行员来说，每天都要经历。据航校七期毕业的黄龙金回忆，很多次，饭吃到一半，敌机来袭，飞行员们必须立刻放下碗筷升空迎战。空战结束后，又匆匆回到原处用餐，而原本同桌的战友再也没有回来，徒留一副碗筷和一张空椅，静静地放在那里。

1939年9月28日，空袭重庆的日军航空兵战机编队。

就在丁寿康牺牲不久，日军不断派出高空侦察机到重庆机场附近耀武扬威，并故意放情报说，9月中旬前后将大举攻击重庆。中国空军毫不畏惧，调集剩余兵力集中重庆和成都周围机场，准备和日军大干一场。

9月13日，空军防空指挥部接到情报，有三批敌机从武汉向西飞去。指挥部研判，是前来重庆轰炸的机群，于是通知第三大队及第四大队由重庆北边的遂宁机场起飞，前往重庆上空担任空防任务。

第四大队大队长郑少愚率队在重庆上空穿梭了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任何敌机的影子，于是通知在空机群返场落地。不料，飞到璧山上空时，有一批型号不明的敌机从大编队的后上方，高速俯冲而下。中日双方开始了一场互相追逐的混战。

鏖战半个小时，中国空军损失惨重：出战的34架飞机一共被击落13架、击损11架，飞行员战死10人、受伤9人。而日军型号不明的战机无一被击落。这是中国空军抗战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第三大队32中队部分飞行人员。

当天参战的28中队队长雷炎均，眼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一个个战死沙场，下了飞机就在机翼下嚎啕大哭，仰天长叹：“飞机差别太大了，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

原来，日军型号不明的战机，是三菱公司研发并制造的一款新战机——零式战斗机。这款战机采用了很多最新技术，如全封闭可收放起落架、全封闭座舱、大口径机炮、恒速螺旋桨等，时速高达56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战斗机。欧美新型战机都无法与之抗衡，中国空军当时的主力战机——苏制伊15、伊16更不是它的对手。

据第四大队23中队徐吉骧回忆，“直至半年后才知当时遇到的是什么飞机。我军的苏制飞机和零式机一接触，就知我机的性能、马力及灵活度都比日机差太多了，虽知是如此我们依旧奋战不肯脱离战场，我见到我方的战机一架架坠落及有人跳伞。”

1940年3月，在重庆近郊被中国空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

璧山空战第二天，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蒋介石批评空军“太不中用了”，要派大机群出战复仇。与会的空军人员心情无比复杂，陷入一片沉寂。

第四大队副大队长刘宗武是个急脾气，站起来向蒋介石大声汇报：“我是航校三期，您的学生，今天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但是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代价。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就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新型的飞机打我们10年前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为服从命令，必定战死给您看。报告完毕。”

说完，敬礼，刘宗武扭头就走。回到机场，刘宗武脸色苍白，向队员们大喊：“上飞机！”大家都怀着不能返航的心情，驾驶着9架还能飞行的飞机，在重庆四周转了起来。不久，无线电呼叫：“刘宗武，西西北。刘宗武，西西北。”

“西西北”是密语，意思是“赴成都避战”。刘宗武心情还没有平复，仍旧带着编队巡逻。无线电一直呼叫很多遍，刘宗武才率队向西北成都方向飞走。

国民政府修改了战略。中国空军确实对日军的新式武器毫无招架之力，但仗还要打，仇还要报，中国空军所剩无几的飞行员太宝贵了，不能再这样无谓的牺牲了。

此后，中国空军进入“避战”时期。

警报一响，大部分飞机能飞的就飞走，不能飞的，就拖到机场附近掩蔽起来，地面的飞行员也跟着老百姓一起躲警报。一些老百姓冷嘲热讽：“飞将军，日本鬼子来了，龟儿子的你们应该上天空，怎么也和我们一块儿跑！”

这些责备，让飞行员身心备受煎熬。航校三期毕业的姜献祥在日记里写下难言之隐：“于公，未尽保卫之责，使军民遭到残酷的杀害；于私，对父母不能尽孝道，对妻、子又难以供温饱，这种身心上所受的折磨和煎熬，实在难以用笔墨来形容。”

阵亡通知书

中央航校也在战火硝烟中流离转徙。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寇不断轰炸上海。中央航校根据战局需要，把高级飞行班编建一个轰炸中队和一个侦察中队参战，其他教官和学员全部乘火车迁往广西柳州。到柳州后，依旧是炮火连天，中央航校只能继续向云南昆明转移。

转移途中，中央航校7期的一批学员被困在湘黔交界处的晃县（今新晃侗族自治县）。一个夜晚，十几名学员围坐一起，学员黄栋权一时兴起，用小提琴拉起西洋乐曲。他乡夜雨，琴声悠扬，大伙儿都沉浸其中。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一位中年男子很难为情地说，找了几家旅馆也没能给老人、孩子找到一张床位，妻子患急性肺炎正在发高烧，实在没办法，只好前来求助。热心的学员们听后，立即腾出一间房，并帮忙把发烧的女子扶上楼。

这位有些落魄的中年男子就是梁思成，发高烧的是林徽因。战乱中的相逢，让梁思成一家与中央航校的年轻学员们从此结缘。

1938年年初，梁思成一家在昆明安顿下来。中央航校迁至昆明郊区的巫家坝，改名为中央空军军官学校。这些年轻的学员背井离乡，生活十分寂寞，再加上飞行训练枯燥艰苦，一到假日便三五成群地到梁家聚会。

不久，林恒也来到昆明，与梁思成一家重聚。林恒入学时，赶上淞沪会战爆发，中央航校开始后撤。他和同学徒步撤到江西南昌校区，还没有站稳脚跟，南京保卫战又打响了。他们只能边学习边后撤，在柳州校区进行了初级训练，接着再后撤到昆明，进行中级和高级飞行训练。

“这一层关系，更密切了梁家同这批空军的友谊。”据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回忆，这批中央航校7期的学员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大家都没有亲属在昆明，便决定请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他们的“名誉家长”。梁从诫记得，“那一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也致了词。讲话之后，毕业生们还驾着那些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

毕业后，这些学员正式编入作战部队，和梁家人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偶尔到梁家做客，“谈起空战中我方的劣势和某些我们不认识的老飞行员的牺牲，他们是那样的严肃和忧愤。”梁从诫隐约地感到，好像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

一天，梁思成收到一封公函和一件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份阵亡通知书和一些日记、信件和照片等遗物。“死者名叫陈桂民，是我们的飞行员朋友中第一个牺牲的。因为他在后方没有亲属，部队就把这些寄给了‘名誉家长’。母亲捧着它们，泣不成声。”梁从诫那时还不知道，陈桂民的死，只是一连串不幸消息的开始。

1940年冬，梁思成和林徽因随营造学社迁往四川李庄，从此与昆明的空军军官们只有一些通信联系。而空军部队仍坚持以往的惯例，不久，“小提琴家”黄栋权的遗物就寄到了李庄。

梁从诫听父亲说，黄栋权牺牲得特别壮烈。他在战斗中击落了一架敌机，在追击另一架时不幸被敌机击中，身体被炸得粉碎，以致无法收殓。“我们全家对黄栋权的死特别悲痛，因为当初正是他的琴声才使我们同这批飞行员结下了友谊。这时，母亲肺病复发，卧床不起，她常常一遍遍地翻看这些年轻人的照片、日记，悲不自胜。”

此后，接连几封阵亡通知书陆续寄到梁家。为了不让林徽因为此心痛，梁思成悄悄把寄来的阵亡通知书和遗物藏起来。不久，一次沉重的打击让林徽因彻底病倒——林恒在成都上空阵亡了。

1941年3月14日，避战许久、力量稍有恢复的中国空军无法忍受日机的猖狂，第三、第五大队共31架飞机在成都上空与敌机再度交手。

然而，这次空战用的飞机是从苏联购买的伊15Ⅲ型新式飞机，性能远落后于日本的零式飞机。激战三十分钟，第五大队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和林恒等8人牺牲，飞机全毁13架，受伤8架。日机则全部返航，只有4架轻伤。

这场空战，是仅次于璧山空战的一次重大损失，主力飞行员的战斗减员达到85%。蒋介石大为光火，两个月后，第五大队被军委会取消番号，改称“无名大队”，全队佩戴“耻”字胸标。

年仅25岁的林恒，甚至没有来得及参加战斗就牺牲了。

梁从诫对三舅林恒的牺牲不无遗憾，他在《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一文中透露：“那一次，由于后方防空警戒系统的不力，大批日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仅有的几架驱逐机才得到命令，仓促起飞迎战，却已经太迟了。三舅的座机刚刚离开跑道，没有拉起来就被敌人居高临下地击落在离跑道尽头只有几百米的地方。”

林恒牺牲后，梁思成匆匆赶往成都收殓了他的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墓地里。梁思成收拢了几件林恒的遗物，包括一套军服，一把毕业时由部队配发的“中正剑”。有说法称，当时梁思成还取走一块林恒驾驶过的飞机残骸。这块飞机残骸后来挂在林徽因的病榻前。

1944年，林徽因怀着难言的悲伤，在病床上写了长诗《哭三弟恒》，这时距离林恒的牺牲已经三年：“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林徽因用这首诗，悼念林恒以及那些和林恒一样的年轻飞行员。据梁从诫回忆，从陈桂民牺牲后，每年七月七日中午12点，梁思成都会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悼念那些年轻的空军烈士。

那时候，面对日本的狂轰滥炸，梁思成一家和他们的飞行员朋友都寄希望于西方国家的援助，却一年又一年地希望落空。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情况才开始有所转变。

最后的胜利

1941年12月20日凌晨，昆明上空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10架日本双引擎KI-21轰炸机，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飞向巫家坝机场，准备对地面进行肆虐攻击。

4架小型战斗机编组，突然向日本轰炸机开火。日本飞行员还没回过神来，又出现10架战斗机把他们包围，一顿猛攻。6架日机被击落，3架受重创。

这场空战，让日本飞行员在中国领空尝到了对手的厉害。可对手到底是谁，让日军一头雾水。1940年以来，日军已经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对昆明的空袭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

这支重创日机的空中部队，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美国志愿援华飞行队。1941年，在中国抗日最艰难的阶段，200多名美国青年飞行员在陈纳德的率领下，先后赴华作战，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飞虎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在滇缅、华中、华南等空战中重创日军，有力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据抗战史资料统计，“飞虎队”作战50余次，击落敌机299架，消灭大量的坦克、车辆、舰船和地面部队。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日正式宣战，“飞虎队”被编为正规军，成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驻昆明巫家坝机场。为纪念前志愿队的彪炳功绩，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第14航空队保留“飞虎队”的名称和队徽。

第14航空队成立时，缺少飞行员，便从中国空军中遴选24人编入，战斗机、轰炸机各12人，组成中美混合团。12名战斗机飞行员，均为中央航校12期学员。作为成绩突出者，他们被均分至3个中队。

陈炳靖是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的一员。据他生前回忆，自中队成立以来，日军频繁挑衅，三次空投战书，约在某时某地决战。陈炳靖和中方队员在陈纳德的指挥下，在缅甸及中国西南各省的上空迎击日机。

惨烈的战事，让身边的同学渐渐离他而去。半年内，第14航空队中方飞行员损失近半。战后，陈炳靖所在中队的中国队友，全部战死。1941年，和他一同赴美受训的46名同学，有30人殉国。

陈炳靖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时，中队里只剩下他和另一名中国飞行员。1943年10月，陈炳靖领命，随队驾驶战斗机，为21架B-24轰炸机护航。他们从昆明起飞，直抵越南海防港，轰炸日本军舰和补给站。

飞到河内时，遇到日军30余架零式战机拦截。陈炳靖的座舱不幸中弹，跳伞后降落在中越边境。在越法军和当地百姓发现了他，一周后，他被法军引渡给日军。审讯时，日军态度十分恶劣，认定穿一身“飞虎队”夹克、讲一口流利英语的陈炳靖是美军，但陈炳靖坚称自己是中国空军。

最后，陈炳靖被关押到南京老虎桥，一个专门关押中国战俘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陈炳靖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备受折磨。直到1945年8月22日，有人通知他：明晨8点，日军将放他出狱。

以往，早晨8点被释放的战俘，大多被押至雨花台枪决。第二天，陈炳靖在棉袄里藏了一块玻璃片，随时准备割腕自尽。直到车开进南京六福饭店，陈炳靖看见欢呼来迎的人群，才恍然大悟：抗战胜利了！陈炳靖热泪盈眶，这一天终于来了，而他的战友们很多都没能等到这一天。

据《中国空军抗战史》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空军在空中击落敌机592架，重创及可能击落敌机95架，炸毁地面敌机540架，重创及可能炸毁敌机125架。

中国空军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抗日战争中，中国空军有4321名飞行员阵亡或殉职。中央航空学校从创立到1948年迁移台湾，共培养了16期近1700名飞行员，其中大部分都在抗日战争中殉职殉国，平均牺牲年龄仅23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辗转办学的中央航校迁回杭州笕桥原址。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1948年冬，中央航校迁往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原中央航校旧址和笕桥机场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收，先后有多支空军航空兵部队驻扎在这里。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一座以缅怀抗日空战英烈为主题的纪念馆——醒村爱国馆，在原中央航校旧址上建成。馆前耸立的飞行员雕塑底座上，铭刻着当年中央航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如今读来，依旧令人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