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一直以为美育就是去听音乐会，看画展，或是观看庙会上的民间表演。以为这样的熏陶，可以培养欣赏的水平，似乎美育的价值正在于此。后来才认识到，上述这些美学实践，充其量不过是一些手段、方法，而非美育的根本目的所在。
那么，美育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美育（审美教育、美感教育），是以审美活动为核心，通过艺术、自然、社会生活中的审美对象，培养人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进而陶养情感、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的教育形式，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陶养情感，健全人格，提升精神境界，才是美育的灵魂所在。
美育是情感的教育、自由的教育，核心是审美素养与人文精神的培育，区别于智育（知识）、德育（道德）、体育（体魄），却能贯通并滋养诸育。美育的核心目标，是塑造完整人格，使人摆脱功利束缚，获得精神自由；培育审美判断力与创造力；涵养高尚情操，促进个体与社会和谐。
美育的实施载体，是艺术美育（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等）、自然美育（山川、星空、生物等）、社会美育（建筑、民俗、礼仪、生活美学等）。
美育的主要特征，是非强制性、愉悦性、普遍性、实践性；强调“寓教于乐”，以审美体验为基础，而非单纯的知识灌输。
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源于对宗教弊端的批判、科学与道德独立后的功能替代、美育的普遍超越性，以及当时救国兴民与思想启蒙的现实诉求，同时受康德、席勒美学与德国教育经验影响。他认为，宗教的历史局限存在问题。
原始宗教兼具智育、德育、美育。因科学兴起，使知识脱离宗教，道德渐成独立规范，宗教仅剩部分情感慰藉功能，且常被教义束缚。宗教具有强烈的教派对立、信仰强制、保守僵化的问题，与五四时期民主、科学、自由精神相悖；康有为“孔教国教化”等主张，更易导致思想禁锢。宗教多指向彼岸救赎，易滋生悲观、禁欲；美育立足此岸，以自由审美陶养情感，更契合现代国民人格培育。
与之相比，美育的独特优势与替代价值凸显出来：
一是超越性与普遍性。美育无利害、无差别、自由平等，能超越阶级、教派、地域，实现“天下为公”的精神凝聚。审美是人人可参与的创造性活动，而非被动信仰。
二是情感陶养与人格完善。纯粹美育可养成高尚纯洁习惯，消弭人我之见、利己之心，为公民道德奠定情感基础，实现“世界观教育”与“完全人格”的育人目标。
三是中西资源融合。承接中国“礼乐教化”传统，吸收康德审美无利害、席勒美育沟通感性与理性的思想，结合德国教育实践，构建适合中国的现代美育体系。
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与现实诉求
清末民初，传统信仰崩塌，西方宗教与复古思潮并存，亟需非宗教的精神纽带。美育作为“中立”的精神教育，可避免宗教冲突，凝聚民族精神。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推动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以美育改造国民性，为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
在西方，席勒于1795年出版的《审美教育书简》一书中，提出了美育沟通感性与理性、实现人性完整的思想。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核心命题是强调沟通感性与理性，实现人性完整。
他针对启蒙时代理性霸权与感性沉沦的人性分裂，提出审美是沟通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理性冲动）的唯一中介，美育是实现人性完整与社会自由的必由之路。
席勒认为，人性存在着两种冲动：
一种是感性的冲动，即源于人的自然本能，追求物质满足、感官快乐、瞬间体验，受时间支配，具有被动性。
一种是形式的冲动（理性冲动），即源于人的理性本质，追求秩序、法则、永恒、普遍，受逻辑支配，具有强制性。
实践中，二者往往是割裂对立的，要么感性泛滥（纵欲），要么理性专制（异化），导致人性残缺、社会对立。
为此，席勒提出游戏冲动（审美活动的本质），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是“活的形象”的创造与观照。审美活动无利害、无强制、自由自主，既能满足感性的愉悦，又能契合理性的法则，使人摆脱感性的奴役与理性的压迫，进入“审美自由”的境界。
同时，席勒强调，个体可通过美育获得审美自由，实现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达成人性完整。当社会中多数人都拥有完整的人性，就能打破阶级、利益的对立，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最终走向社会自由。
在中国，自古有“礼乐教化”的传统。
礼乐教化是先秦（尤其儒家）确立的、以礼定秩序、以乐和人心的政教合一的教化体系。本质是通过仪式与艺术的合一，实现伦理秩序与情感和谐的统一，最终达成社会安定与人格完善。
礼乐教化源于上古祭祀礼乐，周公“制礼作乐”奠定制度基础，孔子将其升华为“仁”的外在体现与育人之道。礼定等差、别亲疏、立秩序，乐和情志、通伦理、融人心，礼乐相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在这里，礼是外在的规范（制度、仪式、行为准则），乐是内在的陶养（音乐、诗歌、舞蹈等艺术）。“礼者别异，乐者合同”，礼防无序，乐消对立，二者相辅相成，实现“化民成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教目标。
礼乐教化植根于“天人合一”、“性善论”，认为通过礼乐的长期熏染，可使人的情感与理性、个体与社会达成和谐，养成君子人格。
中国的“礼乐教化”和西方的美育主张，体现了中西美育思想的不同特点和共同目标。二者均以艺术为载体，以人格完善、社会和谐为目标，强调情感陶养与理性规范的统一。
但是，“礼乐教化”是伦理——政治——艺术合一的教化体系，服务于宗法社会秩序。席勒的美育是独立的、超功利的人性救赎之路，服务于现代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理性和谐。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蔡元培先生将中西美育思想融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现代美育的核心地位。他提出的“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体现了时代的觉醒。它的落实，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巨大变化：
首先，推动了国民教育改革，将美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取代宗教在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引导作用。
其次，强化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社会氛围，为新文化运动学术繁荣提供了思想支撑。
最后，确立了美育的独立地位，影响后世对“美育塑造人格”的认知，成为中国现代美育的思想源头。
结合蔡元培先生“以美育净化心灵，培养健全人格”的核心主张，美育的作用可以通过三条路径加以实现。
一是艺术美育：通过欣赏文学的意境，绘画的色彩、音乐的韵律，让情感脱离功利与偏执。学会包容多元审美，培养宽广的胸襟。实践艺术创造，锻炼专注力与创造力，塑造独立表达的人格。
二是自然美育：感受山川日月的和谐，动植物的生机，破除迷信与狭隘认知，体会“天人合一”的平和，缓解功利社会的焦虑，滋养豁达、谦逊的品性，契合“兼容并包”的理念。
三是社会美育：生活审美（服饰、环境），培养精致生活态度与秩序感，道德美，人格美（善良、正直）。将外在审美内化为品格修养，让“美”与“善”结合，最终实现“健全人格”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