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制度安排之一，被数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是确保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有效路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独特优势的集中彰显。它绝非局限于经济领域的管理工具，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政治体制与治理逻辑的战略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统筹发展、谋划全局、应对变局的“金钥匙”。

五年规划的制度价值

理解五年规划的制度价值，需要从其运行逻辑与实践成效出发，解构其在四个核心维度上对制度优势的转化与落地。

（一）党的领导与战略连续性，锚定国家发展的“定盘星”。党的领导是五年规划发挥作用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核心支撑。在五年规划的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党中央首先基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长远目标，制定规划建议——从“十五五”规划建议对高质量发展的深化部署，到对“两步走”战略安排的细化落实，这份建议既是对国家发展方向的顶层设计，也是凝聚全国共识的行动纲领。随后，规划建议通过法定程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规划，成为政府履职、市场发力、社会参与的共同遵循。这一“党中央提出建议—法定程序转化—全社会贯彻实施”的机制，从根本上规避了多党制下因政党轮替、政府更迭导致的政策“翻烧饼”现象，确保了国家战略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二）集中力量办大事，激活攻坚克难的“动力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显著的优势之一，而五年规划正是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的关键载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与经营主体的分散决策往往存在自发性、盲目性，难以应对涉及国家全局的重大挑战、攻克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难题。五年规划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打破地域、部门、行业的壁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整合，为关键领域的突破提供坚实支撑。

（三）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构建协同发力的“双引擎”。五年规划相关实践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持续探索与优化，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性计划，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战略性、指导性规划，五年规划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深刻转变。一方面，规划明确政府的职责边界，摒弃了过去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而聚焦于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五年规划通过“目标—政策—项目”的联动机制，为经营主体提供清晰的发展导向。这种“政府定方向、市场添活力”的模式，既避免了市场失灵导致发展失衡，又防止了政府过度干预抑制的市场活力，实现了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平衡、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协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

（四）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科学性，筑牢规划落地的“压舱石”。五年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与民主性，而这一特性源于其开放包容的编制过程与动态调整的实施机制。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顶层设计，五年规划的编制绝非少数部门的“闭门造车”，而是汇聚党内外智慧、凝聚全社会共识的过程。在编制阶段，规划编制部门会广泛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意见，邀请智库力量参与论证，同时通过网络问政、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吸纳社会公众的建议。在技术方法上，五年规划引入大数据分析、经济模型推演、情景模拟预测等现代工具，对规划目标的可行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科学论证，提升了规划的前瞻性与精准性。在实施阶段，五年规划建立了“年度监测—中期评估—总结评估”的闭环管理机制：年度监测跟踪规划目标的进展情况，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期评估根据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对规划内容进行动态调整，确保规划适应发展需求；总结评估则对规划实施成效进行全面复盘，为下一轮规划编制提供经验借鉴。这种“编制广泛参与—实施动态调整—成效全面评估”的机制，让五年规划既扎根于中国的发展实际，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确保了规划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五年规划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

五年规划构建了一种将长期战略稳定性与中期政策灵活性相结合的独特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既以国家长远战略锚定发展方向，防止发展路径的偏离；又以动态调整的政策工具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确保发展的适应性与韧性。

从发展导向的演变中，更能清晰看到这种治理模式的人民性与时代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五年计划，聚焦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旨在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改革开放后的五年计划，逐步纳入社会发展维度，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协调；进入新时代以来，五年规划的民生导向愈发鲜明——“十四五”规划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提升至三分之一以上，涵盖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收入等多个领域，规划的每一项指标都直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五年规划的治理成效，不仅得到国内实践的验证，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依托五年规划的战略引领，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态势，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种能够统筹短期与长期、局部与全局、发展与安全的规划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参考——它证明了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与有效的制度安排，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与力量。

从“计划”到“规划”体现了新中国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

中国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制度，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的动态体系。从名称上的“国民经济计划”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背后是中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理念与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计划体制时期（“一五”至“五五”）：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指令性计划。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临着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摆脱贫困落后的迫切任务。这一时期的五年计划以“国民经济计划”命名，国家通过统一的计划指标，对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等资源进行统一分配，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迅速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二）改革探索时期（“六五”至“十五”）：兼顾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性计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传统的指令性计划逐渐难以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五年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将“社会发展”纳入规划范畴，标志着发展理念从单一的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计划的指令性色彩逐步淡化，指导性作用不断增强，国家开始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激发市场活力。同时，计划更加注重区域协调、民生改善与环境保护，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事业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市场经济完善时期（“十一五”至今）：突出战略引领的指导性规划。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十一五”开始，“计划”正式更名为“规划”，这一名称的变化，折射出中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识的质的飞跃。“规划”不再强调对经济指标的硬性约束，而是更加突出战略性、指导性与宏观性，其核心功能转变为明确发展方向、制定战略目标、完善政策框架、引导市场行为。规划聚焦于关系国家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通过制定配套政策，实施重大项目，引导资源向重点领域集聚。同时，规划的编制过程更加开放透明，实施机制更加动态灵活，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规划体系，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治理方式迈向了更加科学、成熟的新阶段。

总而言之，五年规划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有机结合的产物。它既传承了中国“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智慧，又融入了现代治理的科学理念；既保证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定力，又赋予了政策调整的灵活空间。它不仅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图”，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长期战略执行力、社会资源动员整合力和发展进程调控力方面的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五年规划必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