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胡同千千万，或曲径通幽藏着寻常烟火，或古色古香镌刻着市井风情，而东交民巷，却是这条胡同星河中最特殊的一条。它西起天安门广场东侧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约1.6千米，是老北京最长的胡同，也是唯一一条曾被划为外国“使馆界”的街巷。从元代漕运旁的粮米集市，到明清时期的外事中枢，再到近代史上的屈辱印记，最后成为承载民族记忆的文化街区，这条街巷的每一块青砖、每一栋建筑，都镌刻着跨越七个世纪的故事。它的特色不在于温婉的市井烟火，而在于其跌宕起伏的近代变迁与厚重的历史沉淀——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印记、中外名人的足迹、虚实交织的传说，共同织就了东交民巷独有的气质，让它成为解读北京近代史、感悟民族兴衰的鲜活标本。
一、名由巷生，脉承千年——从江米巷到东交民巷的沿革
东交民巷的名字，并非与生俱来，它的变迁，恰是这条街巷历史沿革的生动缩影。追溯其根源，最早可至元代，那时的它，还不叫东交民巷，甚至不是一条独立的街巷，而是元大都城南城外一条连贯的通道，因承载着南粮北运的重要功能，得名“江米巷”。
元代是北京作为统一王朝都城的开端，漕运是维系都城运转的生命线。当时，江南的粮食、丝绸等物资经京杭大运河运至通州，再经通惠河转运至元大都城内，而江米巷，便是漕运终点附近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商铺林立，粮船云集，南来的商贩在此售卖江米（即糯米）及各类南方特产，北方的商贩则在此采购转运，久而久之，“江米巷”的名字便流传开来。那时的江米巷，没有后来的西洋建筑，没有森严的围墙，只有人声鼎沸的集市、往来穿梭的车马，空气中弥漫着江米的清香与烟火气息，是元大都最具活力的市井街巷之一。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大都的漕运“岁运米百万石”，而江米巷作为漕运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其繁华可见一斑。
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对北京城进行了大规模的规划与扩建，将都城规模向南扩展，江米巷被划入内城。为了规整城市格局，朝廷在正阳门外修建棋盘街，将原本连贯的江米巷拦腰截断，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称“东江米巷”，西段则称“西江米巷”（即如今的西交民巷）。这一划分，不仅改变了街巷的格局，更奠定了东交民巷日后的发展基调——明朝时期，东江米巷成为“五府六部”的聚集地，吏部、户部、兵部、工部、礼部等中央机构均设于此，此外，鸿胪寺、会同馆、钦天监、太医院等负责外事、礼仪、天文、医疗的机构也坐落在这里，让这条街巷从单纯的市井街巷，逐渐转变为朝廷的行政与外事中枢。
其中，鸿胪寺与会同馆的设置，让东江米巷成为明朝对外交往的核心场所。鸿胪寺负责掌管朝廷的礼仪、祭祀与外交事务，会同馆则专门负责接待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节与边疆民族首领，主要接待安南（今越南）、蒙古、朝鲜、缅甸等藩属国的使团。那时的东江米巷，往来的不仅有朝廷官员、市井百姓，还有身着异国服饰的外国使节，他们带着本国的贡品，在这里等候朝廷召见，街巷中时常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谈声，成为明朝对外交流的“窗口”。据《明会典》记载，明朝每年接待的外国使节“不下数十批次”，会同馆常年“馆舍充盈”，东江米巷也因此成为当时北京最具国际化气息的街巷。
清朝建立后，基本沿用了明朝的城市格局，东江米巷的名称与功能也得以延续。清政府将会同馆改名为“四译馆”，继续负责接待外国使节与边疆民族首领，同时，在东江米巷增设了“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俄国使节前来北京谈判中俄通商事宜，在东江米巷御河桥西建立“俄罗斯馆”，这是东交民巷历史上第一座外国使馆雏形。乾隆、嘉庆年间，东江米巷的外事功能进一步强化，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便是住在东江米巷的四译馆中，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这是中英两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东江米巷也因此见证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清朝光绪年间，东江米巷开始被简称为“交民巷”，宣统年间，正式定名为“东交民巷”，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时，将汇丰夹道、大华街等周边小巷并入东交民巷，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街巷规模。从元代的江米巷，到明代的东江米巷，再到清代的东交民巷，这条街巷的名称变迁，跨越了近六个世纪，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对应着一段特定的历史，承载着不同的时代记忆，见证了北京从元大都到明清都城的兴衰更替，也见证了中国从古代外交到近代外交的艰难转型。
二、史痕斑驳，风雨如晦——东交民巷见证的重大历史事件
如果说东交民巷的古代历史是繁华与平和的，那么它的近代历史，则是一部充满屈辱、抗争与觉醒的史诗。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近百年间，东交民巷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每一次事件，都在这条街巷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改变了它的命运轨迹。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使馆设立、1900年义和团围攻使馆区、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1919年五四运动学生请愿，以及1949年解放军穿过东交民巷，是最具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它们串联起东交民巷的近代沧桑，也镌刻着民族的屈辱与希望。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使馆入驻，街巷变天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战败告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各国可派公使常驻北京”。这一规定，彻底打破了中国古代“天朝上国”的外交格局，也让东交民巷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各国列强纷纷派公使来华，争相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这条曾经的行政与外事中枢，逐渐沦为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式”据点。
1861年，英国率先在东交民巷租下淳亲王府（又称梁公府，是康熙皇帝第七子允祐的府邸，爵位传至重孙奕梁时改称梁公府）作为使馆，每年租金1000两白银，成为东交民巷首个外国使馆。1861年驻华的英国公使为普鲁斯（Frederick Bruce），额尔金（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全权代表，并未担任常驻北京公使，其主要活动是签订《北京条约》，而非亲自选址设馆。普鲁斯抵达北京后，最初觊觎怡亲王府与肃王府，因清政府以“有碍国体”坚决拒绝，最终选定淳亲王府。同年10月，英国又购置了王府南侧的房屋，奠定了使馆的早期格局。紧随英国之后，法国、美国、俄国等列强纷纷在东交民巷选址设馆：法国租用了清代宗室景崇的纯公府作为使馆，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1861年正式入驻；美国进驻了美国公民Dr S.SWilliam位于东交民巷的私宅；俄国则沿用了康熙年间建立的“俄罗斯馆”，将其扩建为俄国使馆。
各国使馆的入驻，彻底改变了东交民巷的风貌。曾经的中式衙署、王府宅院，被陆续改造为西式建筑，列强在使馆内修建兵营、仓库、教堂等设施，配备武器，雇佣军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的“小王国”。同时，列强还在东交民巷周边开设银行、商店、饭店等，逐渐将这条街巷打造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据《清季外交史料》记载，到19世纪末，东交民巷已先后有英、法、美、俄、德、西班牙、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荷兰、日本等11个国家设立使馆，成为当时中国外交的“缩影”，也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
（二）1900年：庚子之围，战火纷飞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扶清灭洋”的浪潮席卷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因是列强的聚集地，成为义和团与清军围攻的焦点，这场持续55天的围攻，被称为“庚子之围”，是东交民巷近代历史上最惨烈的事件之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最初是反对外国教会与列强侵略的民间组织，随着运动的发展，逐渐蔓延至北京、天津等地，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得到了部分清军的支持。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与清军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当时使馆区内共有各国公使、士兵、侨民及中国教民约3500人，而围攻的义和团与清军则有上万人。义和团民手持火铳、大刀、长矛等武器，清军则动用了火炮，对使馆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试图将列强赶出北京。
在这场围攻中，东交民巷的建筑遭到了严重的损毁，许多中式宅院与西式使馆被炮火击中，火光冲天，浓烟滚滚。英国使馆因面积大、地势高，且院内有5口淡水井，成为各国人员的“避难大本营”，最多时涌入约3500人，连马厩都住满了人。使馆内的列强士兵凭借先进的武器进行抵抗，与义和团、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对峙，双方伤亡惨重。据《庚子国变记》记载，围攻期间，义和团与清军“每日炮击使馆，昼夜不息”，而列强士兵则“凭借围墙，顽强抵抗”，街巷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曾经繁华的东交民巷，沦为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这场围攻持续了55天，直到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解除了对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围攻，被困人员才得以获救。“庚子之围”不仅给东交民巷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更成为八国联军扩大侵华的借口，随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更加屈辱的《辛丑条约》，东交民巷的命运，也因此陷入了更深的深渊。围攻期间，慈禧太后曾有过“剿抚不定”的态度，一度下令停火送粮，后因列强态度强硬再度下令围攻，更能反映当时清政府的腐朽与被动。
（三）1901年：《辛丑条约》，国中之国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美、俄等11个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又称《拳乱最终议定书》），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其中关于东交民巷的条款，更是将这条街巷彻底变成了列强的“国中之国”。
《辛丑条约》第七款明确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根据这一条款，东交民巷被正式划为外国“使馆界”，中国政府丧失了对该区域的一切管辖权，各国列强可在使馆界内自行管理、派兵驻守，修建围墙、碉堡等防御设施，中国民人不得进入使馆界内居住、通行，甚至中国军队也不得靠近使馆界。
条约签订后，列强对东交民巷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他们拆除了街巷内剩余的中式建筑，扩建使馆规模，英国使馆借机吞并了翰林院、銮驾库、鸿胪寺及兵工两部的部分区域，占地扩大至35英亩，成为北京最大的使馆区；法国使馆则吞并了周边的民宅、店铺，扩大了使馆范围。同时，列强在使馆界四周修建了高约6米的围墙，围墙上建有8座碉堡，设置铁门与岗哨，实行严格的封锁，将东交民巷与北京城区彻底隔离开来。此外，列强还任意改变东交民巷及周边街巷的名称，将东交民巷改名为“使馆大街”（Legation Street），长安街改名为“意大利街”，台基厂头条胡同改名为“赫德路”，以此彰显自己的霸权地位。赫德是清末海关总税务司，并非列强公使，将台基厂头条胡同命名为“赫德路”，是列强企图通过美化殖民代理人，强化殖民统治的体现。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扩建过程中，列强大肆破坏中国的文化遗产：翰林院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学术机构，珍藏着《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大量珍本典籍，却被英国使馆吞并，典籍被大量焚毁、劫掠；太医院的稀世珍宝——针灸铜人，被八国联军抢走，至今下落不明；户部银库的数百万两白银，被列强洗劫一空。据史料记载，列强从东交民巷及周边地区劫掠的财物“价值数千万两白银”，相关数据来自后世史料考证与统计。文化遗产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从这时起，东交民巷不再是中国的街巷，而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实物遗存”，是中华民族心中一道难以磨灭的伤疤。
（四）1915年：“二十一条”，屈辱续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并未改变，东交民巷使馆区依然是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一年，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寻求日本的支持，派代表在东交民巷日本使馆的一座楼内，与日本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二十一条”，这一事件，成为东交民巷近代历史上又一屈辱的印记。1915年袁世凯已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其核心诉求是复辟帝制，日本借机提出“二十一条”，以支持其复辟为交换，逼迫袁世凯接受。
“二十一条”共分为五号，核心内容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延长至99年；允许日本在南满、东蒙享有筑路、开矿等特权；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国的警政与军械制造由中日合办等。这一条约的签订，几乎将中国的主权拱手相让，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
当时，袁世凯政府为了掩盖这一屈辱的交易，采取了秘密谈判的方式，谈判地点就设在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内。据《中华民国史》记载，谈判从1915年1月开始，持续了四个多月，日本方面以武力威胁，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所有条款，而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野心，最终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即“民四条约”），拒绝了其中最苛刻的第五号条款（聘用日本顾问、合办警政军械等）。这一消息传出后，举国哗然，各地民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与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也成为民众抗议的焦点，成为屈辱与卖国的象征。“二十一条”相关条款的签订，不仅加剧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让东交民巷的屈辱印记更加深刻。
（五）1919年：五四惊雷，巷口请愿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本应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但列强却无视中国的合理诉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中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激愤，五四运动爆发，而东交民巷，成为这场爱国运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总计三千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高举“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标语，散发传单，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控诉列强的侵略行径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随后，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出发，南出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转，前往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希望向各国公使递交请愿书，表达中国人民的诉求。
然而，当学生队伍走到东交民巷西口牌楼下面，通过美国兵营后，遭到了外国守卫队的拦阻，不准再行前进。学生们推举罗家伦等四人为代表，进入美国使馆求见公使芮恩施，但芮恩施不在使馆，学生代表只能留下说贴。与此同时，中国军警也开始围住东交民巷入口，企图强迫学生退回。使馆区请愿受阻后，学生们激愤异常，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随后，学生队伍掉头退出东交民巷，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引发了“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学生代表除罗家伦外，还有段锡朋、许德珩等人，留下的“说帖”核心是呼吁列强尊重中国主权，收回山东权益。
五四运动中，东交民巷虽然只是学生请愿的途经之地，但它却见证了中国青年的觉醒与抗争，见证了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这场运动，不仅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让东交民巷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抗争的亮色，让这条屈辱的街巷，开始承载起民族觉醒的希望。
（六）1949年：红旗飘扬，屈辱终结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古都终于摆脱了战争的阴霾，迎来了新生。而东交民巷，也在这一年，结束了近百年的屈辱历史，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主席指定的路线，从永定门入城，过正阳门后向右转弯，雄赳赳、气昂昂地穿过驻有外国兵营的东交民巷。这一行动，打破了《辛丑条约》中“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屈辱规定，结束了50年来中国军队不能进入东交民巷的历史，彰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底气与尊严。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东交民巷内的外国兵营大多已撤离，剩余的少量守卫选择撤离。
1950年，北京市军管会正式收回东交民巷的主权，对列强在东交民巷的兵营、使馆等建筑进行收回、征用，彻底废除了列强在东交民巷的一切特权。随后，民主德国、匈牙利、缅甸等一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继续沿用东交民巷的旧有建筑作为使馆，直至1959年，所有外国使馆全部迁出东交民巷，迁往建国门外使馆区。至此，东交民巷彻底结束了作为“使馆界”的历史，摆脱了屈辱的印记，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三、名人足迹，轶事留芳——东交民巷中的古今名人
东交民巷作为元明清三代的行政与外事中枢、近代中国的外交前沿，往来过无数古今名人，他们中有朝廷官员、外国使节，有革命志士、文化名人，也有独裁者、侵略者。这些名人的足迹，留在了东交民巷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故事，也成为这条街巷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东交民巷增添了几分人文气息与趣味性。其中，马戛尔尼、普鲁斯、袁世凯、罗家伦等名人的轶事，最为人熟知，也最能反映东交民巷不同时代的风貌。普鲁斯作为首任英国驻京公使，与东交民巷的关联更为紧密，而额尔金并未常驻东交民巷设馆。
（一）马戛尔尼：叩开中国近代外交大门的英国使团团长
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前往中国访问，这是中英两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外交接触，而马戛尔尼使团的落脚点，便是东交民巷的四译馆。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访，目的是希望与清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打开中国的市场，实现中英通商，但由于中英两国的文化差异与外交理念的冲突，这次访问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马戛尔尼在东交民巷的轶事，却流传至今。
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北京后，清政府将他们安排在东交民巷的四译馆居住。四译馆作为清政府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所，虽然设施完备，但与马戛尔尼使团的预期相差甚远。马戛尔尼是英国的贵族，习惯了奢华的生活，而四译馆的居住条件相对简陋，让他十分不满。据《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记》记载，马戛尔尼曾向清政府官员提出，希望能入住更奢华的府邸，但清政府官员以“四译馆是接待外国使节的专用场所”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
更让马戛尔尼不满的，是清政府的外交礼仪要求。清政府认为，英国是中国的“藩属国”，马戛尔尼作为英国使节，必须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马戛尔尼认为，中英两国是平等的国家，他作为英国国王的代表，只能向乾隆皇帝行鞠躬礼，不能行“三跪九叩”之礼。双方就礼仪问题僵持了许久，最终，乾隆皇帝做出让步，允许马戛尔尼行单膝跪地礼，这既不同于中国的三跪九叩，也不是单纯的鞠躬，这才解决了礼仪之争。
在东交民巷居住期间，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们对中国的文化、习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游览了东交民巷的街巷，参观了周边的衙署、王府，记录下了当时东交民巷的繁华景象。同时，他们也将英国的科技、文化带入了东交民巷，向清政府官员展示了蒸汽机、望远镜、枪炮等西方先进技术，但清政府官员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些都是奇技淫巧”，没有重视。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虽然没有实现中英通商的目的，但叩开了中国近代外交的大门，也让东交民巷成为中英近代外交的见证者，而马戛尔尼在东交民巷的轶事，也成为这条街巷历史上一段有趣的记忆。
（二）普鲁斯：首个入驻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
1861年，普鲁斯作为英国首任常驻北京公使，奉命前往北京，设立英国使馆，这是东交民巷历史上第一个外国使馆，而普鲁斯在东交民巷选址设馆的轶事，充满了列强的霸道与清政府的妥协。
普鲁斯抵达北京后，凭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获胜的优势，态度十分强硬，首先盯上了东交民巷核心区域的怡亲王府与肃王府。怡亲王府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怡亲王的府邸，规模宏大，建筑奢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肃王府则是肃亲王的府邸，同样气势恢宏，地位显赫。普鲁斯认为，这两座王府规格极高，适合作为英国使馆，既能彰显英国的地位，也便于开展外交活动，便向清政府提出，希望能租用这两座王府。
但清政府官员得知后，极力反对。他们认为，怡亲王府与肃王府是清朝宗室的核心府邸，是皇室尊严的象征，属于“国体所在”，如果租给外国公使作为使馆，不仅“有碍国体”，更会损害清朝的颜面与主权，沦为朝野上下的笑柄。清政府官员多次与普鲁斯谈判，反复商议，希望他能另选地址，甚至提出可以在东交民巷周边挑选其他宅院，给予一定的租金优惠，但普鲁斯不为所动，态度愈发强硬。
普鲁斯以“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获胜，清政府需履行条约义务”为由，拒绝了清政府的请求，甚至暗中以武力威胁，声称如果清政府不答应，英国将再次出兵攻打北京，扩大侵略范围。面对普鲁斯的强硬施压与武力威胁，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最终选择了妥协，虽然拒绝了普鲁斯租用怡亲王府与肃王府的请求，但被迫同意将淳亲王府（梁公府）租给英国作为使馆，每年租金1000两白银，租期无明确限制。普鲁斯虽然没有得到心仪的怡亲王府与肃王府，但也顺利实现了设立使馆的目的，便接受了清政府的提议。1861年，英国使馆正式在淳亲王府设立，普鲁斯成为第一位入驻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而他强索王府设使馆的轶事，也成为东交民巷近代历史上一段屈辱的记忆，深刻见证了列强的霸道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三）袁世凯：在东交民巷出卖国家利益的独裁者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也是窃取革命果实、企图复辟帝制的独裁者，而他与东交民巷的渊源，主要体现在1915年与日本谈判“二十一条”的事件中，他在东交民巷的轶事，充满了卖国与屈辱。
1915年，袁世凯已经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他并不满足，一心想要复辟帝制，建立袁家王朝，而这一野心的实现，离不开外国势力的支持，其中日本的态度尤为关键。日本方面敏锐地抓住了袁世凯的这一弱点，趁机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支持其复辟帝制为交换，要求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否则将出兵攻打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复辟野心，不顾国家利益与民族尊严，不顾全国民众的反对，决定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谈判地点就设在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内，以此掩盖这一屈辱的交易。
为了防止谈判内容泄露，引发民众抗议，袁世凯要求谈判必须严格保密，禁止任何无关人员参与，甚至限制谈判代表的对外联系。据《中华民国史》记载，谈判期间，袁世凯多次派自己的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人前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与日本代表谈判，他自己也多次乔装打扮，秘密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公使见面，亲自商讨谈判细节，讨好日本方面。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甚至主动提出“愿意接受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只希望日本能明确表示支持他复辟帝制。
谈判过程中，日本方面态度强硬，不断逼迫袁世凯政府让步，甚至拿出事先拟定好的条款，要求袁世凯政府限期签字，而袁世凯政府则一味妥协退让，毫无主权意识。最终于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拒绝了其中最苛刻的第五号条款。签订条约后，袁世凯担心民众反对，便对外宣称“二十一条”是“平等条约”，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宁”，试图掩盖自己的卖国行径，但这一谎言很快被戳穿，举国民众纷纷举行抗议活动，谴责袁世凯的卖国行为与日本的侵略行径。袁世凯在东交民巷出卖国家利益的轶事，成为他一生的污点，也成为东交民巷近代历史上一段屈辱的记忆，见证了独裁者的自私与民族的苦难。
（四）罗家伦：五四运动中在东交民巷请愿的学生领袖
罗家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也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学生领袖之一，1919年5月4日，他作为学生代表，带领学生前往东交民巷请愿，用青春的热血，在东交民巷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段抗争的记忆。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决议传回中国，罗家伦得知列强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还拒绝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后，悲愤难平。他与许德珩、段锡朋等学生领袖迅速奔走联络，发起了五四运动，牵头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学生，齐聚天安门广场，高举“还我青岛”“拒签和约”等爱国标语，散发由他亲自撰写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控诉列强的侵略暴行与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吁全国同胞觉醒，共赴国难、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
演讲结束后，罗家伦作为学生队伍的核心领袖，带领游行队伍直奔东交民巷，计划向各国公使馆递交请愿书，希望通过外交途径，向列强传达中国人民的合理诉求，恳请他们尊重中国主权、归还山东权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队伍行至东交民巷西口牌楼处，穿过美国兵营后，遭到了外国守卫队的强行拦阻，不准学生队伍继续前行，双方陷入短暂僵持。
面对拦阻，罗家伦始终保持冷静克制，主动挺身而出与外国守卫队交涉，耐心说明学生们的爱国初衷与合理诉求，反复恳请对方允许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递交请愿书。在他的坚持与据理力争下，守卫队最终妥协，同意让罗家伦、许德珩等四名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区。随后，罗家伦带领代表们先后前往美、英、法等国使馆求见公使，遗憾的是，多数公使均不在馆，仅美国使馆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收下请愿书并承诺转达给公使芮恩施。
与此同时，北洋政府派出的军警也赶到东交民巷入口，围堵游行队伍，企图强行驱散学生，双方冲突一触即发。罗家伦从使馆区出来后，见场外学生群情激愤，又得知多数公使避而不见、请愿诉求难以直接传达，内心焦急却始终坚守立场——他一边安抚同学们的情绪，劝大家保持理性，一边继续与军警交涉，争取请愿的合法权利。当看到军警态度强硬、毫无退让之意，且请愿诉求难以通过使馆交涉实现时，学生们的愤怒彻底爆发，有人高呼抗议口号，提议前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向这位亲日派官员讨回公道。
罗家伦深知同学们的激愤之情，也清楚继续在东交民巷僵持无益，便与其他学生领袖紧急商议，最终决定带领队伍掉头退出东交民巷，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由此引发了“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壮举。尽管东交民巷的请愿未能直接达成诉求，但罗家伦用自己的担当与行动，展现了中国青年的爱国情怀与抗争精神，也让东交民巷见证了中国青年的觉醒与不屈。
此后，罗家伦始终坚守爱国初心，深耕爱国救亡运动与文化教育事业，而他在东交民巷带领学生请愿的轶事，也成为这条街巷历史上一段光辉的记忆——与街巷的屈辱过往形成鲜明对比，既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让东交民巷的人文底蕴愈发厚重，成为镌刻在街巷青砖上的青春丰碑。
四、薪火相传，鉴往知来——今日东交民巷的新生
岁月流转，烽烟散尽，今日的东交民巷，早已褪去昔日的剑拔弩张与屈辱阴霾，归于一片温润平和。曾经象征隔阂与压迫的高墙被彻底拆除，遍布街巷的碉堡被一一移平，那些曾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外国使馆，也已陆续迁往建国门外的使馆区，褪去了当年的特权光环。如今的东交民巷，被正式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褪去了外交博弈的外衣，成为镌刻着中国近代史印记的重要见证地，承载着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的重要使命。
闲暇之时，漫步在东交民巷的青石板路上，时光仿佛在此刻静止，过往与当下悄然交融。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在风格各异的近代建筑上投下斑驳光影，每一栋建筑都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无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原法国使馆的孟莎式屋顶，线条流畅柔和，在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独特的建筑肌理镌刻着法兰西式的浪漫与当年的殖民印记，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完好如初；旧俄国使馆的东正教教堂，洁白墙体搭配高耸尖顶，十字架始终坚定地指向苍穹，静谧而庄严，仿佛仍在诉说着当年中俄外交的复杂过往，也见证着街巷的百年变迁；花旗银行旧址的科林斯柱廊，柱身雕刻精美、线条挺拔有力，每一道纹路都诉说着近代金融资本涌入中国的喧嚣往事，见证着旧中国金融领域的半殖民地化历程；而如今的警察博物馆，坐落于原日本正金银行旧址之上，馆内陈列的一件件文物、一张张照片，详细记录着那段特殊时期的警政历史，无声控诉着列强的侵略行径，也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直观感受历史的沉重。
一切都归于平静，没有了当年的炮火轰鸣，没有了外交博弈的针锋相对，更没有了民族屈辱的沉重枷锁。唯有那些风格迥异、兼具中西方特色的建筑，如同一部部沉默的史书，静静矗立在街巷两侧，向每一位驻足过客低语着过往的沧桑与坚韧。东交民巷，这条曾被视为“国中之国”、分割国境的屈辱之线，如今早已打破隔阂，成为一座开放的露天近代史博物馆，向世人敞开怀抱，诉说着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觉醒、沉沦与崛起。
在这里，铭记历史从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铭记那些浸满血泪的过往，守护来之不易的民族尊严与和平安宁；缅怀苦难，也从来不是为了沉溺伤痛，而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警示后人不忘来时路、珍惜当下的和平生活。从元代江米飘香、人声鼎沸的市井街巷，到近代炮火纷飞、生灵涂炭的抗争战场；从《辛丑条约》下屈辱的“国中之国”，到如今庄严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文物保护单位——东交民巷的前世今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一部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觉醒、从沉沦中崛起的奋斗史。
它的每一块青砖，都曾浸染过民族的血泪；每一栋建筑，都曾见证过时代的沧桑；每一寸土地，都曾镌刻过民族的抗争。如今，这条短短的街巷终于挣脱了屈辱的枷锁，迎来了凤凰涅槃般的新生。它以独特的方式，向每一位中国人诉说着：一个民族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曾经拥有的辉煌过往，更在于它能在深重苦难中不屈不挠、奋勇抗争，能在风雨飘摇中坚守初心、砥砺前行，能在历经沧桑后，依然找回自己的脊梁，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东交民巷的故事仍在继续，它将永远矗立在北京的心脏地带，薪火相传、鉴往知来，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守护着世代相传的和平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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