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制度根基正在发生动摇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靳凤林

2026-02-03 14:25 语音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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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由于自身面临的深刻矛盾,其所作所为与人类深度全球化的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具体表现为经济层面贫富差距日渐拉大、价值分配机制结构性扭曲和全球不平等的广泛扩散;政治层面两极分化加速、金钱政治盛行并使之向全球蔓延;社会层面种族歧视体系化、社会撕裂持续加剧、全球正义难以落实。从历史伦理学的视角看,这种经济失衡、政治失能、社会失序危机之所以日趋严重,与美国自我中心论的高度膨胀、伪善现象的深度弥漫、自我革新能力日渐衰竭密不可分。

自我中心论的高度膨胀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从儿童发生认识论出发,对个体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自我中心化现象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儿童心理活动的最大特点是不断把自身之外的物体,通过象征性思维同化到自我的身体之中,在主客体的原初同一性中确立起自我的绝对性。但是随着其不断成长,他会逐步将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最终“解除”自我中心化现象。当然,这种“解除”不是简单地去除,而是一种去除与吸纳对立统一的“扬弃”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儿童通过参照系的彻底改变,实现了主客体之间对象性关系的重建,它标志着儿童对待事物客观态度的初步形成,也成为儿童个体心理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皮亚杰称之为儿童心理世界的“哥白尼革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人的个体与类之间具有某种同构性,在类的层面上个人自我中心化及其扬弃主要通过民族的自我优越感和自尊情结及其克服来完成。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肇始期普遍具有自我中心化的倾向。例如,在古代,中国人自认为本国是天下的中央之国;欧洲人则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其他民族都是弃民。但中国人通过内在道德层面的“为仁由己”和外在伦理层面的“克己复礼”,逐步扬弃了自我中心化的倾向。与之不同的是,欧洲人自古希腊时代就形成了向外殖民的传统,近现代之后,欧洲文明通过不断征服自然世界和征服异族文明,展现出浓烈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强化色彩。特别是美利坚新型帝国挟二战和冷战胜利之风,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企图将自己特有的价值标准以上帝的名义普世化,对世界各国表现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杀伐决断之气概,动辄就说“我以我们的实力与你讲话”,妄图任意碾压其他国家。然而,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大纵深看,任何文明都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都是需要通过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的深入交往和外部各个民族的普遍交流,才能保持其生命之树常青。一个民族的真正成熟,关键不在于能力有多么强大,而在于能否意识到自己能力的限度。

伪善现象的广泛蔓延

伪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黑格尔看来,伪善者知道人们所普遍认同的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特殊需求中存在着恶的一面,却故意将自己特殊需求中的恶曲解成善。在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种知善而行恶的能力。马克思曾以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为例,指出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的伪善。对于英国在东方世界的残酷殖民统治,马克思以讽刺的笔调写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由之,马克思从更深层面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力求超越一切时空限制,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带来了人类的各种普遍交往,实现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另一方面,它又以更加隐蔽和野蛮的方式,给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资本的这种道德二重性抑或伪善性,在美国跨国资本的全球流转过程中更是以赤裸裸的方式充分暴露出来。加拿大思想家伍德指出,美国是一个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但自1776年到2019年,先后开展的大小规模的军事战争有400多次。然而,在每次冲突发生时,美国总是以维持秩序的世界警察形象出现,把战争说成“警察”对警告无效的“嫌犯”所采取的正义行动,甚至美国人自诩为上帝派到人间主持正义的代表。然而,美国真实的意图从来不是战争所在地的和平,而是为美国跨国资本的海外扩张及其资本安全提供保障。伍德认为,这就必然决定了“经济竞争越是取代军事冲突,美国就越是需要努力成为史无前例的最具完全主宰能力的军事大国”。在此,美国政治的伪善本性暴露无遗。

自我革新能力的日渐枯竭

文明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变革、实现自我超越,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从而得以赓续与发展。任何一种文明一旦丧失了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的动力,它就必然由兴盛走向衰败。汤因比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将文明的衰落或崩溃归因于这种文明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发生结构性冲突。他说:“我们可以把一个成长中的文明定义为经济、政治以及狭义的‘文化’等文化要素和谐一致的文明。同理,一个分崩离析的文明就是三个文化要素彼此冲突的文明。”依据上述观点分析当代美利坚新型帝国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会看到它是自身矛盾不断演化的必然结果。就其资本运作而言,他们完全相信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竞争中,放松各种金融管制、任凭技术自由运用就会给人们带来繁荣,从不认真对待市场经济内部强大资本势力可能给政治、社会造成巨大威胁。就其权力运转而言,他们认为选举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标识,看不到金钱集中化对民主政治的瓦解作用,更不明白美国精英阶层如何利用金钱来塑造美国的政治体制。就社会生活而言,他们无法正确理解美国是如何通过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的双向循环过程,来深度剥削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劳动者而得以生存的,致使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长期滞后。斯蒂格利茨认为,虽然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类型的危险事件,但美国历届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与重组,逐步实现了资本、权力、劳动之间的暂时平衡,似乎一次又一次渡过了难关。然而,当今的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已经完全陷入负面状态,在某些特定瞬间,美国人看到了光芒闪烁的一线希望,但一眨眼却又看到乌云压境,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最后他得出结论说,除非美国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否则,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将离美国人越来越远。

不难看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国的制度根基正在发生动摇,西方话语构建出的美利坚文明神话正在逐步走下神坛,美国正在经历历史上各种现代帝国衰落的相同过程。这也预示着以新技术革命、生产力飞跃、政治制度重塑、思想观念变革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变局,为人类文明走向新阶段提供了广阔的时空场域与历史条件。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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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梓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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