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3—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首个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都市圈规划。编制实施《规划》是新起点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对进一步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杨开忠围绕《规划》对于首都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与发展格局构建作相关解读。

《规划》是新时代新征程针对首都地区特殊地位与功能制定的一份纲领性文件，深刻体现了服务国家战略、承载核心功能、促进区域协同的顶层设计思想。《规划》对首都都市圈的空间范围界定与发展格局构建，突破了传统都市圈的理论与实践范式，切合区域发展实际。

《规划》对首都都市圈空间范围的核心特殊考虑，在于其并未机械地局限于1小时通勤圈这一物理尺度，而是基于首都地区的功能特殊性与强大辐射力，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功能化的“同心圆”空间范围划分模式。这一考虑主要基于两点事实：其一，首都北京承载的“四个中心”功能（政治中心、全国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及其产生的资源调配、政策传导、产业关联效应，其影响范围远超日常通勤所能覆盖的地理区域；其二，区域内并存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并叠加了河北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大国家战略部署。这种格局在全国都市圈当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全球都市圈范围内同样较为罕见。

因此，《规划》将首都都市圈的空间范围概念划定为三个相互嵌套的圈层：

通勤圈：综合考虑现状跨界通勤率及综合交通1小时可达，反映日常人口高频流动的紧密生活-工作联系区域。

功能圈：强调疏解提升，是首都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区域和实体空间。

产业协同圈：强调产业分工协作，是首都都市圈发展辐射的开放区域。

这三个圈层在空间上不是简单的同心环状分布，而是功能和地域上的叠加与包含关系：功能圈包含并大于通勤圈，产业协同圈又在功能圈基础上进一步辐射，使得《规划》既能精准施策通勤圈、有效协调功能圈，又能战略引导产业协同圈协同方向，实现了空间治理的弹性与精准性相结合。

为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发展格局，《规划》构建了 “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 的空间格局。这一格局并非单一维度的空间描述，而是一个目标协同、功能互补、空间联动的系统性框架。其中：

“一核两翼”直指首都都市圈的核心使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与提升对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能力，通过“一核”与“两翼”之间的牵引支撑，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提升整个区域对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

“双城多点”聚焦城镇体系的网络化构建，通过发挥京津双城带动作用，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功能互补、分工协作，形成多层次、多中心、多节点的网络化城镇体系，避免资源要素过度集聚。

“双廊多圈”依托京津、京雄走廊这两条区域发展动力轴线，以及通勤圈、功能圈、产业协同圈等一系列圈层，将全域空间根据功能定位进一步细分，实施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确保功能提升、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目标在最合适的空间尺度上得到落实，形成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空间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的发展框架。

总结而言，《规划》通过强调空间和功能嵌套联动，创新性提出层次分明、功能错位的首都都市圈空间圈层划分模式，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核两翼、双城多点、双廊多圈”的空间格局，深刻回应了首都都市圈的特殊战略地位，形成了支撑国家战略实施、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彰显制度优势的紧密协同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