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之于中国人，是年岁的起点，也是情感的归途。腊月迎春、正月贺春、元宵闹春，三阕递进，把个人、家族、天地编织进一条绵延的仪式长河。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里便成为春节期间举国礼乐与市井烟火最浓厚之地。人们在沿袭的风俗仪式中，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里，在闪烁夺目的灯火下，一年一度乐此不疲地上演全民欢乐仪式。而在年岁更迭中，踏入京城的域外异客便成为了这场国民仪式中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的笔尖不自觉地成为文化的棱镜，折射出老北京春岁的多重光谱。

腊月迎春 初见年味浓

腊月的风拂过街巷，北京市井街道就被一股浓厚的年味裹住。清末英国驻京外交官密福特穿过熙熙攘攘的北京街头，看到街边商贩售卖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的如花束，有的似火龙，都摆在那里”，而胡同街巷里家家户户都挂着一对红灯笼，把年味儿衬得红火浓烈。相比灯笼的“守地”，风筝的使命是“升空”。他抬头一望，北京的天空已被风筝装饰成了一座彩色森林。“这些不可思议的怪物，在高高的空中呼啸着，产生的奇特效果，实在难以用文字描绘。”（引自其著作《清末驻京英使信札》）冬季腊月难得农闲，人们在风筝风孔处嵌苇哨，风筝升空后便可发出“嗡嗡”的哨响。街边的人们在紧锣密鼓地筹备采买新年用品，而家中也在进行着辞旧迎新的祭拜仪式。

腊月里迎接新年的仪式活动中，小年祭拜灶神最具代表性，而这在密福特的笔下也有记载，并且十分生动。在《清末驻京英使信札》一书中，他写道：“诸神之中，灶神与家庭关系最为密切。每年，新年前的第八天，灶神都要上天去汇报，而每个家庭都有些小秘密，不想被天庭知道，因此有必要用些东西堵住灶神的嘴，让他的舌头不要太滑溜，所以宴请他的食物是用麦芽糖做的，以便粘住他的舌头！与此同时，人们在厨房里的灶神神龛两边，各贴了一张红纸条幅，一张写着‘上天言好事’，另一张写着‘回宫降吉祥’。然后把神龛烧了，这样灶神就升了天，到新年这天再回来。届时，新的神龛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场小小的辞旧迎新仪式，是人间祈求往年顺利“通关”，也是期盼新年顺遂平安。

紫禁城中的宫廷辞旧迎新仪式与民间风俗也有诸多相同之处。美国著名汉学家罗友枝曾多次到北京学习研究，在她的著作《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中便写道：“到19世纪末叶，北京许多辞旧迎新的风俗习惯都被宫廷所仿效。皇室在各宫各园到处贴‘福’字，立门神避邪，十二月初八日给神佛供腊八粥，十二月二十三日送灶神，旧年三十和新年初一燃放爆竹以净化内廷。像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样，皇帝也在正月初一吃饺子，正月十五在各祭祀场所献元宵以表明新春佳节的结束。”

腊月至尾，旧岁已封。人们在腊月紧锣密鼓的准备中，期盼着新春的到来，而一场更为盛大欢腾的“正月贺春”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正月贺春 中外年俗异

“春节，是全中国人最大型、最庄严神圣的节日。偌大的中华大地，家家户户都会以同样的风俗习惯举行各式各样的欢庆活动，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场景，人们都沉浸在热闹非凡、令人陶醉的喧嚣之中。”德国记者恩斯特·柯德士在《闲置的皇城》一书中如此描述老北京的贺春氛围。

而这般欢庆场景让意大利神父马国贤想到了自己国家的嘉年华，“在中国，一年之始使人想到了我们的嘉年华。新年庆祝是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游戏、盛宴、戏剧表演和其他娱乐。”他在《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一书中认为，中国的春节虽与西方的欢庆仪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又处处显露着华夏独特的文化底蕴与特色。

中国的春节是新年伊始，但又不同于西方的新年元旦。马国贤于清康熙和雍正年间在北京居住了十三年，他在《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一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新年被称为‘正月’，我要适当多说几句。不像我们是按照太阳，中国人是根据月亮来计算年份的。他们把新月作为每月的开始……每隔五年，他们都要加上一个闰月，以校正阴历年，这样一来他们就差不多像阳历一样地计算年月了。”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用月亮丈量年月，以“朔”为始、以“闰”调律，在月亮的阴晴圆缺中计算着年岁的刻度。

除了年历计算方式的不同，人与人的社交仪式也与西方有较大差异，中国人注重礼教尊卑，这在春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马国贤回忆：“在旧年的除夕，孩子们跪拜他们的父母，幼拜长，弟拜兄，仆拜主，操演这个国家的风俗所要求的一切礼仪，包括了鞠躬、跪拜等，描述起来就太过乏味冗长了。丈夫和妻子，还有和各个不同阶层的女性之间也奉行有各种礼仪。孩子对父母表达同样的行孝礼节，而父母亲们则在他们的祖先的画像前行孝礼。所有这一切，都是根据这个国家一种严格的古老观念，一种深沉的幼尊长的敬畏感而得来的。”除了对家族成员和祖先的问候和祭拜仪式，马国贤还观察到朋友和熟人间也会互相造访，但相较于家族长幼间严格的礼仪规范，故友间的拜访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交流，会轻松许多。“新年里，朋友和熟人互相造访，在一张红卡片上留下他们的姓名，叫作‘帖子’。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被访者在家，他也可能让仆人出去说不在，这并不冒犯访问者。在这样的节日时刻，人人都想和最亲近的亲戚朋友们一起随意地自我享受。”

“除夕夜，家家户户大扫除，收拾得干干净净，门柱上都贴着吉言，窗户上压着小红纸条，在风中像花边那样飞舞，院中搭起一座祭坛。上面摆着蜡烛和贡品。整夜里，燃放鞭炮爆竹。”密福特细致地描写了除夕夜的年俗，彻夜燃放的爆竹让异域来客惊讶不已。马国贤回忆道：“在中国各地，大家燃放大量鞭炮，实在让人惊吓不已。我可以很有把握并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辞旧迎新一晚上消耗掉的火药，要比全欧洲在十二个月里消耗掉的还要多。”恩斯特·柯德士也写道：“春节期间，所有的四合院里、大街上、胡同口都会鞭炮声声、爆竹隆隆，好像整个北京城都在爆炸似的。”但相较而言，他更加理解这种习俗背后的含义和希冀，“实际上，噼里啪啦的爆竹声来自封闭的火药鞭炮，人们只是希望用它将妖魔鬼怪从住宅里驱赶得远远的。”恩斯特·柯德士的父亲曾在中国生活多年，担任清末德国驻华公使的贴身翻译官；母亲则有一半的中国血统。他自幼在天津长大，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北方话；成年后从事新闻工作，民国期间在老北京生活多年。这份独特的经历，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生出一份深厚而特别的亲切感。彻夜不断的爆竹声中，他写道：“到处可见喜庆的男男女女、来回奔跑的孩子，到处听得到叽叽喳喳的叫喊声。”爆竹声声带来的喜庆欢快之意跃然纸上。

中国新年是全国民众的集体庆祝仪式，马国贤惊讶于“节日开始前几天，衙司都关门了，用官印封条把门封上，一直要到节日以后好几天才重新开门”，而这场全民狂欢仪式会持续多日，在绚烂的元宵花灯中抵达炽热的高潮。

元宵闹春 灯火年意盛

一声爆竹、一点灯火，斑斓炫目的花灯照亮了元宵节的夜空，也将春节的欢庆活动带到了最后的高潮。明朝万历年间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道，“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匹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点得通明透亮。这时候，市场上也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灯笼，大家购买惹自己喜欢的样式。屋里屋外点燃那么多灯笼，简直叫人以为房子失了火。此时晚间还有狂欢。一队队的人在街上耍龙灯，象酒神巴库斯的礼赞者那样欢呼跳跃，燃放鞭炮和焰火，全城呈现一片彩色缤纷的耀目景象。”

市井街道的元宵灯节，是人间烟火蒸腾的热闹，而帝国皇家的庆祝则多了几分庄重华贵。来自英国苏格兰的约翰·贝尔以随团医生的身份于1719年至1722年跟随俄国使团前往中国，成为第一个来到北京并出版中国游记的英国人。他在《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1719-1722）》一书中提及了他在皇宫观看元宵灯火表演。“空中出现了成千上万点亮的灯笼。灯笼有各种颜色，红的、蓝的、绿的，还有黄的，位于上空约六英尺高，在花园的上空散布开来，展现了一幅十分美妙的画面。”让约翰·贝尔赞叹的不仅是斑斓绚烂的灯笼，更是中国精巧的工艺。“当我看到这么一台看上去小巧而简单的机器却能采集这么多的灯笼，而且同时保证它们如此规则有序地坠落、燃烧，就好像是人操作着将它们从自己手上放下去，没有一个突然消失，或者一个稍微偏离另一个，我不由得惊叹中国工艺之精巧。”

俄国人叶·科瓦列夫斯基，是清朝道光年间沙皇政府派到中国的外交官。他在《窥视紫禁城》一书中也写到了元宵灯节的热闹场景：“在欧洲很难找到北京这样的灯节，也许只有意大利的狂欢节有点相似。不计其数的灯笼，形形色色，别出心裁。飞禽、走兽、行船、宫殿交相辉映，悬缀在大街小巷，布满了宅子店铺的墙壁。灯火通明，犹胜白昼。爆竹巨大的噼啪声震耳欲聋，湮没了人群阵阵的惊呼声。庭院中、店铺边、街道上，到处都在燃放烟花爆竹。有时就在你的马蹄下或鼻子底下嘭地一声爆炸。这实在算不了什么，这里的人和马都已经习以为常，早就在烟花爆竹的‘烈火’中百炼成钢了。这里的烟花无与伦比。”

春节的欢腾在明亮绚烂的灯火和烟花中渐渐归于沉寂。人们将对年岁的美好祝福寄托于花灯之上，点亮升空——这点点灯火里，满满承载着对新年的希冀与期盼。

域外书写者的“异客之眼”，为老北京的春岁留存下珍贵的“他者”文本。在腊月迎春、正月贺春、元宵闹春的节律中，他们不仅记录了仪式的外在形态，更触及了社会的内在肌理——从市井民俗到伦理传统，从家庭礼教到帝国图景。彼时的老北京，承载了中西文明初遇时的新奇与困顿，而这些异客笔尖下的老北京春岁，早已超越单纯的场景记述，成为一份见证文明交流的珍贵记忆。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