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聚焦主流媒体从媒介融合向系统性变革的战略跃迁，梳理了主流媒体在理念、组织、内容、技术与生态五个维度的“破局”实践，指出其已从简单的渠道整合迈向深层次的立足于智能背景的重构。文章提出了深化变革的“立势”策略，包括确立主动引领思维、构筑现代治理体系、打造新型主流话语、推动智能治理演进及探索多元造血模式，旨在为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路径参考。

【关键词】主流媒体  系统性变革  智能传播  “十五五”规划

在数智技术与互联网逻辑深刻重塑传媒生态的背景下，主流媒体的转型已从初期的渠道拓展与形态融合，迈向以“系统性变革”为核心的深层演进阶段。这一进程始终在清晰的政策脉络指引下逐步深化。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媒介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政策重点持续聚焦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其置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位置，标志着媒体融合发展的目标已提升至服务国家治理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高度。到了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首次在中央全会文件中明确提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并将其作为“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的核心抓手。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进一步强调要“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这为未来五年媒体在数智时代的深度变革确定了方向。

从媒介融合到体系构建，再到系统性变革，这一系列政策话语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宏观战略的重大跃迁。如果说体系构建是媒体融合的基础阶段，其核心任务侧重于完成渠道整合、平台搭建等硬件配置与基础布局，是主流媒体在传播格局重塑中应对“破局”求存的关键一步，那么深化系统性变革则对媒体融合提出了更高维度的要求。它标志着改革的重心已从外在的架构搭建转向内生的机制创新，要求媒体在已有的“破局”成果之上，开展面向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重塑、内在逻辑优化与价值生态构建，从而真正实现“立势”发展。本文立足于此，旨在系统梳理主流媒体在“破局”阶段所展现的实践图景，深入剖析其在理念、组织、内容、技术、生态等维度的关键突破；并以此为基础，紧扣深化系统性变革的宏观要求与时代内涵，前瞻性地探寻主流媒体在“立势”新阶段的深化策略与核心路径，以期为新时代主流媒体的高质量发展与传播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参照。

一、变革破局：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实践进路

面对数智化浪潮，主流媒体已超越早期的简单融合，向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迈进。主流媒体通过理念上的认知重构、组织上的中枢协同、内容上的价值叙事升级、技术上的智能驱动重构及生态上的平台共生联动，打破了传统运作桎梏，全面构建起智能化、现代化的传播新图景。

（一）理念创新：从媒介融合向系统重构的认知转向

近年来，主流媒体的变革已超越了早期“媒介融合”的简单整合，正逐步走向深层次的认知转型，核心在于系统性重构。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将媒体的发展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从简单的“做加法”转变为构建完整的生态系统。中央媒体在这场变革中起到了引领作用，而地方媒体则通过实际应用加速了这一理念的落地。

例如，人民日报提出了“智慧中枢”战略，标志着其从传统的新闻制作机构转向智能化传播平台。2023年，人民日报将其“中央厨房”升级为“智慧中枢”，实现了采编、分发、用户反馈与数据管理的一体化操作，形成了报、网、端、屏的全媒体生产体系。这不仅确保了一次采集的内容可以多形式生成产品并全媒分发，还引入了AI辅助选题策划、舆情分析和效果评估等功能，重塑了媒体运作的整体逻辑。

新华社于2023年推出的“智能编辑部3.0”，不再满足于技术层面的流程优化，而更注重人与智能系统的协同创新，并推动媒体生态的开放共建。在实际应用中，其自主研发的“快笔小新”已能高效产出多语种财经快讯，AI合成主播也实现了全天候播报，展现出技术深度融入新闻生产的现实图景。尤为关键的是，这一版本主动打通政务与公众的数据接口，将新闻生产嵌入更广阔的社会治理网络，标志着主流媒体从“内容提供者”向“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角色跃升。

尽管资源有限，地方主流媒体也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开发的天目新闻客户端，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推动组织结构和考核机制的改革；河南广电的大象新闻客户端通过短视频矩阵连接市县融媒体中心，建立了一个省级统筹、区域合作、深入行业的传播联盟。这些实例表明，主流媒体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知：传播不仅是目的，更是提供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起点。无论是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是各地的融媒体中心，在过去一年里都展示了构建服务型媒体、打造智慧传播基础设施的理念，展现了主流媒体正努力拓展自身边界，迈向更广泛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进程。

（二）组织优化：从部门分割到中枢协同的结构再造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进程中，组织架构的革新是实现全面变革的关键所在。传统的层级分明、部门割据的结构已成为限制内容创新与传播效果的主要障碍。因此，主流媒体正在加速进行一场以“中枢协同”为核心的重组，旨在通过体制机制突破、扁平化协作和模块化运营来打破旧有的界限。

第一，体制机制突破，实现高层级协同。温岭融媒体中心作为县级融媒体的典范，展示了这一过程。温岭通过拆除广播与电视之间的物理及职能壁垒，在顶层设计中引入了包括编委会、管委会、经营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在内的“四委协同”机制，这些委员会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资源共享。这不仅解决了以往采编与经营脱节、技术支撑不足的问题，还构建了一个涵盖内容、技术和市场的闭环体系。特别是在基层治理报道中，“四委”联动确保了新闻生产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增强了主流媒体在当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第二，扁平化协作，打造敏捷型团队。面对快速变化的网络舆论环境，主流媒体正努力消除内部层级障碍，整合资源以形成更敏捷的组织形态。“四川观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跨越了传统频道、频率和新媒体部门的界线，组建了一个跨部门融合团队，并设立了统一的内容生产中心和数据调度平台，在策划、制作和运营过程中，不再局限于特定媒体类型，而是根据热点或重大主题动态组合团队，实现了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全媒分发。这种基于项目的柔性组织模式极大地提高了响应速度和传播效率。

第三，模块化运营，依赖技术中枢驱动。例如江西的“融媒大脑”，不仅是一个技术系统，更是重塑全省媒体生态的中枢。它将技术、内容、数据和审核等资源整合为可操作的模块，赋能地方媒体，形成了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整体格局。这种“技术中枢+协同网络”的模式有效地推动了各职能部门从分割走向一体化协同，标志着一种新的组织结构的诞生，它能够更加高效地应对现代传媒环境的挑战。

（三）内容跃升：从信息报道到价值叙事的结构跨越

近年来，主流媒体在内容生产上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型——从简单的“信息传递”迈向了富含意义的“价值叙事”。这一转变不仅是技术驱动下生产流程的革新，更是内容逻辑由“告知事实”向“构建意义”的进化，强调通过价值导向、情感共鸣以及跨文化的共情能力来提升整体内容质量。

首先，人工智能已深入融合进内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不再只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是激发创意的重要伙伴。例如，川报集团开发的“若水”省情语料库，汇集了超过1800万条高质量文本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如“行云公文助手”等智能平台，实现了从数据收集到应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人工智能融媒创新实验室则推出了“选题智能体编辑部”，可以自动捕捉热点事件并生成新闻短视频，将制作周期从半天缩短至十分钟，使记者能够专注于挖掘故事背后的情感与深度。

其次，互动参与式新闻的兴起标志着价值叙事的重要转变，即从宏观概述转向微观体验，极大增强了传播过程中的情感共鸣。主流媒体利用AIGC和人脸融合等交互技术，将国家战略、城市发展等宏大主题转化为用户可亲身体验的沉浸式项目。重庆华龙网推出的AI互动产品《太绘啦！这是我的8D魔幻新重庆》，让用户成为城市设计师，创造属于自己的虚拟场景，吸引了超千万用户的参与，网络总播放量达到了2亿次以上。这种做法成功地将政治话语转换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叙述。

最后，在国际传播方面，主流媒体通过叙事创新和资源整合，努力推动城市品牌的国际化，实现从单向输出到双向文化交流的转变。江苏无锡的“无锡故事”国际传播项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该项目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以英文呈现的图文报道，并通过海外社交平台发布了《无锡，遇见你》等纪录片，展示了无锡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代风貌。这些作品采用了年轻化、视觉化的表达方式，有效跨越了文化障碍，向世界展现了无锡这座城市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的独特形象，为构建开放包容的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四）技术进阶：从技术嵌入到智能驱动的传播生态重构

在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中，技术早已超越可用即可的辅助角色，转而成为驱动整体转型的核心引擎。主流媒体这几年的实践图景清晰揭示：技术破局已然发生，其关键标志正是从“技术嵌入”的工具理性阶段，跃迁至“智能驱动”的生态重构新纪元。这一重构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先进算法为基石，通过对“策、采、编、发、馈、管”全链条业务流程的深度重塑，实现了智能传播体系的系统性突破。

首先，AIGC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深度融合，正在系统性地改写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等重大项目中的实践为例，“AI+XR+5G”的集成应用已远非视觉奇观的堆砌，AI不仅高效完成舞美视觉的快速生成与迭代，更深度介入XR内容的实时渲染与播控环节，实现虚拟场景与真人演员的无缝融合。这种“智能驱动”的生产范式，标志着主流媒体已具备规模化生产高规格、强沉浸感智能内容的能力——这无疑是对既有传播形态的一次根本性重构。

其次，智能算法正深刻重塑内容传播生态，推动媒体从“融媒”迈向“智媒”的质变。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技术工具的升级，更体现在对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全流程逻辑的重构。正如华为云专家所指出，新媒体产业正在经历从“AI for Media”到“Media by AI”的范式转移——AI不再仅是提升效率的辅助手段，而日益成为内容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分发环节，算法推荐机制与专业编辑判断深度融合，在精准匹配用户偏好与优质内容的同时，既提升了传播效能，也助力主流价值实现更广覆盖，构筑起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智能传播新生态。

最后，数字人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正革新内容呈现方式。2025年百度世界大会上发布的“实时互动型数字人”，实现了从接收信息到反馈响应仅需2秒的低延迟交互，并能同步生成语音、表情与肢体动作。此类数字人不仅具备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还可识别他人行为、理解语境中的潜台词，展现出类人的交互智能。作为多智能体系统的典型代表，其依托多模态精准对齐技术，确保口播文本、表情与动作的高度协同，标志着智能内容呈现迈入具备思考与执行能力的新阶段。

（五）生态共创：从孤岛运行到平台共生的外部联动

在当前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主流媒体正突破传统信息孤岛模式，通过构建“媒体+政务+文旅+电商”等跨界平台，实现从信息传播者向社会治理节点的职能跃迁，形成以平台共生为核心的新生态体系。

在政务服务领域，主流媒体通过智慧平台建设实现新闻传播与民生服务的深度耦合。长沙广播电视台“我的长沙”APP集成2231项政务服务，累计服务人次达9.2亿；江西日报社“问计江西”平台构建“省—市—县”三级建言网络，截至2025年11月，收集建议4万余条，形成“建议征集—政策响应—效果评估”的治理闭环。这些实践不仅降低了公众获取服务的门槛，更通过数据沉淀反哺决策优化，推动媒体从信息中介转向治理协作者。

在文旅融合领域，主流媒体与城市品牌的共生关系凸显数字化转型特征。北京通州融媒体中心联合文旅部门打造大运河主题AIGC视听内容，整合景区、非遗与交通资源，构建“运河文明”符号体系；杭州“云游西湖”项目通过AI图像生成复现古典画境，将城市记忆转化为可再分发的文化IP。此类合作突破传统宣传模式，使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呈现成为可交互、可持续运营的数字资产，实现“内容即场景、传播即服务”的文旅新生态。

在平台经济维度，主流媒体的全网传播策略揭示媒介生态的结构性变革。2025年，主流媒体已突破“自建平台—自有渠道”的封闭逻辑，转而与社会化平台形成战略协同。抖音“DOU看见城市”计划通过算法技术共建本地内容池，提升公共服务类内容的精准触达效率；小红书“城市号”体系则构建生活方式类内容矩阵，增强年轻用户的传播渗透力。这种互补式共生关系的本质，是主流媒体在数字时代重构权威性与影响力的新范式——既借助平台扩大传播半径，又以内容专业性为平台注入价值导向，形成“技术赋能+价值引导”的生态平衡。

二、深化之道：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策略

在“十五五”规划开局背景下，主流媒体的系统性变革进入“立势”深化阶段。该阶段强调从理念、机制、内容、技术到经营的全方位战略升级：理念上实现主动引领、机制上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内容上打造新型主流话语、技术上推动智能治理、经营上探索多元造血模式，旨在构建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

（一）理念强新：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领的战略思维

“十四五”时期，主流媒体以“破局”为关键词，初步完成了媒介融合的平台整合与基础迁移，迈出了系统性变革的第一步。进入“十五五”新阶段，改革步入深水区，融得好并非终点，关键在于能否真正立得住——而“立势”的根基，首在理念之重塑。这一转变，实则是一场战略认知的跃迁：主流媒体亟须摆脱过去十余年对互联网与智能技术亦步亦趋、被动应对的惯性，转向以主流价值为内核的主动引领与议程设置。

近年来，中央关于“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权威论述反复强调，必须在“系统性”上做文章，坚持导向为魂、内容为王、创新为要，并以互联网思维统筹资源配置，推动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与运营模式的深层重构，最终构建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这意味着，媒体转型早已超越建几个客户端、运营若干账号的表层修补，而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大框架下，重新锚定自身在意识形态安全、公共服务供给与国家形象建构中的中枢角色。

从时间坐标看，2024年被多份权威报告视为“媒体融合第二个十年”的起点，亦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引爆新一轮变革的关键节点。《中国媒体融合发展报告（2024）》明确指出，6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正成为驱动媒体融合迈向现代化的新质生产力，融合进程已由“相加”“相融”加速迈向“深融”与“智融”。这一判断揭示了一个深层转向：进入“十五五”周期，主流媒体的理念升级不应止步于行业内部的技术适配或流程优化，而应立足新质生产力，将智能化转型纳入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政策层面亦同步发力。2025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人机融合的“人工智能+”生态，并将新闻传播列为重点应用场景。这为主流媒体开辟了一条从被技术驱动转向主动嵌入国家AI战略的新路径——其核心并非简单套用AI工具，而是将“AI+传媒”升维为涵盖政务、产业与社会治理的系统工程。在“十五五”期间，主流媒体应前瞻性布局若干标志性项目，使其智能化升级与数字中国顶层设计同频共振，真正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战略跃迁。

（二）机制强效：构筑保障变革深化的现代治理体系

如果说理念立势解决了主流媒体在智能时代的战略认知问题，那么机制立势则聚焦于组织保障的构建。为实现从“破局”到“立势”的转变，并衔接“十五五”规划的目标，主流媒体需从以往项目制的融合尝试转向建立一套常态化、科学化且高效能的现代治理体系。因此，机制立势的核心在于重构与智媒时代相适应的组织架构、资源配置及考核体系，以达成全媒一体、智媒原生的运行效能。

首先，推动组织架构由应对型向原生型变革。“十四五”期间设立的“融媒体中心”多采取“特区式”运作模式，“两张皮”现象依旧存在。展望未来，必须突破以渠道为中心的传统垂直结构，转而构建以数据和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平台型”中台。2025年，诸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展示的AI编辑部或智能生产引擎，不仅体现了技术赋能的重要性，更激发了组织再造的需求，催生了人机协同的敏捷生产小组和新型内容创作单元。这种智媒原生的组织形态，构成了支撑改革深化的结构基础。

其次，资源配置应从增量倾斜转变为存量激活。过去，媒体融合往往依赖于增量投入，但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这种方式难以为继。为此，机制立势需要勇于触及现有资源的调整。一方面，预算和编制应更加注重智能化导向，从按渠道分配转向按效能配置，优先支持AI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系统性地激活数据资产。2025年的《传媒数据标准化研究报告》等行业动态显示，主流媒体正从简单的“数据仓库”管理迈向“数据要素”治理的新阶段。例如，上海报业集团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在探索数据资产管理机制，利用AIGC技术将大量历史资料转化为可评估、增值的新型资产。

最后，建立评估体系时应从单纯的流量考核转向综合价值考量。长期以来，新媒体的评价标准过于简化为“点击量”，导致严重的流量焦虑。然而，主动引领的战略理念要求配套新的考核机制。前瞻性的治理体系应当采用“综合传播力”的评估模型。例如，2025年部分省级媒体试点的“四力”智能评估系统，不再局限于阅读数，而是全面衡量内容的舆论引导效果、触达深度及其价值贡献。这一新机制将引导采编团队从单纯追求流量转向创造实质性价值，鼓励符合新时代生产力需求的深度内容创作。

（三）内容强本：构建适配新时代的新型主流话语体系

在主流媒体“破局”之后的“立势”阶段，内容建设是固本强基的灵魂所在。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推进，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目标及传播环境将展现出新的面貌，这促使主流媒体需要在核心领域——即内容方面实现质的飞跃，从单一的内容生产能力转向建立系统化的主流话语体系。创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话语体系，是媒体融合深化阶段确立地位的核心任务。

首先，思想引领作为灵魂，重新定义话语体系的方向。新型的话语体系首要特征在于其主流性，关键在于牢牢把握思想引导的高地。面对信息过载和价值观多样化的舆论环境，主流媒体肩负着如同定音鼓和压舱石般的重任。根据“十五五”规划建议，主流媒体应将新时代的思想理论、核心价值及国家战略转化为易于感知、引起共鸣且能激发共情的时代语言。例如，湖南日报社的《寻找威廉·泰勒》报道不仅获得了广泛共鸣，还得到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全球推荐。这表明，专业、正气以及鲜明的价值观构成了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但这些优势需要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播策略来增强用户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其次，情感连接作为脉络，增加话语体系的温暖与共鸣。构建新型的主流话语体系要求我们从高高在上的说教转变为平视对话，将宏大的叙事转换为个体能够理解的情感体验，以此强化共识。全媒体时代下，话语的权威性不仅来源于其正确性，更取决于亲和力。以2025年九三阅兵报道为例，新华社发布的现场图片迅速占据热搜榜首长达30小时。这种现象级传播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转变了思维方式，不仅提供了权威的图像资料，还注重向网络提供丰富的情感价值。

最后，服务治理作为翅膀，拓宽话语体系的应用场景。“立势”的话语体系不应仅停留在理论上，还要切实落地生根，体现其实用价值。主流媒体需快速转型，由单纯的信息传播者转变为综合服务提供商，通过“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模式深度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比如，川报集团推出的“川赢位来”青年就业创业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了政府、企业和智库资源，提供了超过20项智能服务功能，实现了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智能化升级。

（四）技术强基：实现从智能驱动到智能治理的深化演进

在主流媒体的转型过程中，技术是实现突破与稳固发展的核心变量。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主流媒体的技术建设将从简单的应用创新迈向更为系统的治理智能升级，这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进步，更是媒体角色和责任在智能化时代下的重塑。

如今，技术已是重构媒体业务流程和决策机制的关键力量，政务大模型的大规模应用标志着这一转变。截至2025年6月，全国已有320个地区采用DeepSeek等领先的大模型，覆盖政务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例如，青岛通过智能派单系统将事件处理时间缩短至1秒内，准确率超过94%；浙江的“浙里办”利用语音交互帮助特殊群体快速办理业务。这些案例表明，人工智能正在从新闻采编辅助走向全面的媒体运行体系智能化。

随着技术应用的深化，主流媒体的角色从信息传播者转变为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赋能者，推动了从智能驱动到智能治理的演进。这要求媒体打破内部数据孤岛，将平台从单一新闻客户端升级为社会服务中台。如浙江长兴传媒集团将其融媒体平台转化为本地社会治理的技术枢纽，实现了“技术+内容+服务”的融合模式，使媒体成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最后，主流媒体需高度警惕AIGC潜藏的伦理风险，主动实现从内容生产者向事实守护者的角色跃迁，深度参与数字生态的治理。这意味着主流媒体必须以“AI规制AI”——未来技术竞争的关键，不在于谁的生成模型产出更快，而在于谁的事实核查系统更精准、更可靠。为此，主流媒体应率先布局，推动AIGC内容识别、数字水印嵌入、区块链溯源等关键技术的研发与落地，构建权威、高效、可信赖的公共事实核查基础设施，切实筑牢社会信息环境的信任基石。

（五）经营强势：探索可持续的自我造血多元模式

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步入深水区的当下，如何破解“流量高地、经营洼地”的结构性矛盾，成为衔接“十五五”规划的关键命题。破题之道，关键在于跳出对财政补贴与单一广告收入的路径依赖，重构商业逻辑，打造“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复合型造血机制。

其一，以新质生产力为技术底座，推动业态从内容销售向技术输出跃升。“十五五”规划前期研究明确强调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主流媒体不仅坐拥海量高质量语料资源，更积淀了成熟的智能媒体技术，具备向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转型的独特优势。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为例，其打造的“传播大脑”平台，自2025年起已不再局限于服务省内融媒体中心，而是面向政务部门及大型国企，输出定制化的垂直领域大模型解决方案。

其二，深耕“媒体+智库”服务闭环，将公信力转化为高阶决策支撑力。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主流媒体可以凭借连接党政与社会的枢纽地位，通过数据治理与专业智库能力切入垂直行业。例如，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在2025年进一步深化了“财经数据终端”的商业化落地。区别于传统软文服务，该模式依托深度数据挖掘，升级为知识付费的新形态，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提供精准智力支持，从而将媒体价值链延伸至产业链上游。

其三，主动布局“文化+”新消费赛道，以精品IP重塑泛娱乐产业的营收格局。伴随微短剧、沉浸式文旅等新业态走向规范，主流媒体正以“正规军”姿态加速入场，通过版权运营与全产业链开发实现价值突围。湖南广电旗下的芒果超媒在2024至2025年间，战略性切入精品微短剧领域，推出的多部作品不仅收获可观的C端付费收入，更借助“剧综联动”有效激活拍摄地文旅消费，成功打通从线上内容流到线下资金流的转化通路。

整体来看，深融立势并非对既有融合成果的简单延展，而是在“十五五”规划指引下，推动主流媒体迈向系统性、可持续变革的新阶段。从理念更新到机制再造，从话语体系重塑到智能治理深化，再到多元经营模式的拓展，主流媒体正以更主动的战略姿态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数字中国建设全局。可以预见，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渗透与公共服务需求的持续扩容，一个理念先进、内容向善、经营稳健的全媒体体系将加速成型，为新时代主流舆论引导能力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传播支撑。

（参考文献略）

作者：

黄楚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