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法治日报》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获悉，当代著名法学家、人民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铭暄，于2026年2月26日11点4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法治日报社曾于2007年和2019年对高铭暄教授进行了专访，现特将两篇文章摘录如下，以此纪念高铭暄教授。

如松之盛 似兰斯馨

高铭暄先生，祖籍浙江玉环县，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刑法事业从无到有、由粗至精的历程，是推动中国刑法学理论发展的学界泰斗。

1947年，在同时被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录取的情况下，高铭暄选择就读浙江大学法律系。他说，选择法律专业，在高中时期就基本确定了，这当然得益于当时曾历任杭州地方法院（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中院）推事和浙江高等法院（相当于现在浙江省高院）审判员的父亲的言传身教……

想采访高铭暄教授，那真是很久的愿望了。每次参加研讨会，看到鬓发如霜的高老总是认真地做笔记，倾听与会者的发言，并且总是从会议的第一天坐到闭会的最后一刻，我就暗自钦佩，暗叹高老“坐功”如何了得；每次有幸参加刑法学界的大活动，欣赏高老那字正腔圆的京戏唱段，就有一种想专访高老的念头。

想也只是想，由于惰性，便一直没有成行。这次与以往不同，上期发表了刑法学界的“南马”（马克昌），文中多次提到“北高”（高铭暄），如再偷懒儿，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便想无论如何也要采访高老，算是了却自己的一个心结吧。

父恩与师恩

“这一生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位是我的父亲，另一位是李浩培先生。”

当记者问到高老因何与法学结缘时，高老用这样的回答开了头。

祖籍浙江省玉环县的高老，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历任杭州地方法院推事和浙江高等法院审判员。

“他当时是荐任官，”高老笑着说，“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县处级吧。”

担任法官的父亲对儿子的学业看得很重，年轻的高铭暄在这样的家学渊源背景之下也就对法学更添了几分亲近。

1944年春天，初中毕业的高铭暄如愿以偿地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温州中学。但是由于日寇攻陷浙江，“温中”遂迁往别处，再回到母校的时候，已经是他在雁荡山借读半年之后的事了。不过初回温中时发生的一件趣事，至今高老记忆犹新：当时温中刚刚复校原址，校长金嵘轩先生（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举办全校征文大赛，文题就定为“如何建设新温中”。刚刚借读回校的高铭暄在这次大赛中一举夺魁，扬名全校。说到这一段，高老自己突然不好意思地笑了：“你们问陈光中嘛，这事儿他记得比我清楚。”（陈光中老先生是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他与高老是初中同学，这次征文大赛名列第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法律女神开始真正地向他招手了。

“我读法律专业，在高中时期就基本上确定了，”高老告诉记者，父亲当时找他谈话，为的就是给即将面临人生选择的他一颗“定心丸”，“他首先明白地告诉我，在经济上愿意支持我读大学。然后告诉我大学毕业可以考虑三方面的去向：一是留校任教，以后做大学教授；二是出国留学，继续深造；三是子承父业，进入法院。”

勤学善思的高铭暄没有让父亲失望，1947年的升学考试中，他“一榜三花”，同时被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所名校录取，但他最终选择了当时风气开明、由气象地理学大师竺可桢担任校长的浙江大学，并由此结识父亲之外的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时任浙江大学教授的李浩培先生。

高老说，李浩培先生本来是专攻国际私法的专家，由于当时浙大没有人教刑法，多才博学的李先生便在浙江大学暂时担任刑法学教授。

“他讲课带着一口的苏南口音，但听起来却饶有趣味。我中意他，自然也就喜欢上了刑法。”

正是因为李浩培先生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授课，高老渐渐地对在当时的中国还甚不发达的现代刑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造化弄人，就在高老沉浸于李浩培先生为他营造的学术世界的幸福中时，浙江大学的法学院被撤销了。所幸，1949年高老被转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继续进行法律学习……

为人与为学

先贤尝言：百年立业，莫非为人。用高铭暄教授自己的话说：“如果说一部好的教材是法学教育的必要手段，那么，培养合格的法学人才则是法学教育的核心和目的。”

高老得意的女弟子现任北师大法学院的王秀梅教授对记者说，高铭暄教授始终把培养人才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从不懈怠。经过多年的探索，他总结出了“三严”“四能”“五结合”的培养人才的模式。

所谓“三严”，是指对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所谓“四能”，是指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翻译能力、研究能力、写作能力；所谓“五结合”，是指要求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高铭暄教授运用这种独创的教学方法，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中国刑法学博士、第一位中国刑法博士后和第一位国际刑法学博士，受到全国法律教育界的赞赏。

如今赫赫有名的赵秉志、陈兴良、邱兴隆等名家都是高老的门生。

说起为师之道，高老说他常教育自己的弟子，“不要给老师送礼，第一是败坏了学术风气；第二是这样做影响自己的水平。否则，本来你是刻苦学习得到的成绩，别人就会说：不过是给老师送了礼而已”。

高老为人清正的信念与少年时期深受做法官的父亲影响有关。

“我父亲曾有一段时间在江苏省上海市特区地方法院做书记员，当时那儿的院长为人清正廉洁，刚直睿智。我父亲常常拿他的例子教育我、督促我。”高老深情地回忆说。

说起高老的为学，他说自己有个一辈子的遗憾，回想起这件事高老至今仍然无法释怀。

1954年至1963年，正值我国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准备阶段。高老因为参与其中，就把这期间总共33稿的草案和所有意见汇编都装订成册，并完好地保存下来。那时候全国批判资产阶级知识私有的观念，高老深受影响，就把这些宝贵的资料都上交到当时人民大学法律系资料室的保密单位，可是不久之后，高老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而这些珍贵的资料竟被当时进校的军宣队当作废纸付之一炬了。

“没有啦，现在全国哪里也没有当时那么完整的资料了，”高老痛心地说，“如果这些资料还在，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与诞生》一书的编写也许会更充分。”

高老对1982年自己仅凭两大本笔记而出版的这本当时在法学界流传的学术著作还不满意，不能不说是高老治学严谨的写照吧。

教课与京剧

高老说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讲课，“教课”已经融进了高老的生命。他说自己今年3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了一下午的课，回家后，老伴儿还戏谑他说“过瘾了吧”？他自己的回答是“当然过瘾了”。

他的弟子们知道他愿意上讲台，经常会给他安排一次或两次给本科生上课的机会，老先生每次都是认真备课。因为在他看来，本科阶段是大学最重要的阶段，是塑造人生的阶段，一个好教授能影响学生的一生。

而几十年来上课时如洪钟般的嗓音则被高老归功于自幼对京剧的喜好。高老告诉记者，对京剧的爱好同法律一样源自父亲的熏陶。父亲曾得高人指点，对京剧颇有些心得。因此也曾指点当时年幼的高铭暄不少名家名段，像《洪阳洞》《四郎探母》《玉堂春》等等。高老现在闲暇之时还“念唱坐打”一番。北师大2007年的新年联欢会上，高老连唱四段，硬是博了个满堂彩。

当记者问起高老最中意的唱词时，他说是《洪阳洞》中杨六郎的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待笔者追问起下句的时候，高老却笑而不答了。

这下一句唱词便是“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

好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我也曾征服了塞北西东”，对于高铭暄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句戏词。

（本文原载《法制日报·周末》 2007年3月11日第13版）

91岁法学泰斗荣获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附高铭暄老师手写感言）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根据主席令，高铭暄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照片刊载于2019年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高铭暄教授从教近70年来培育了众多法学家、大法官、大检察官，不仅是著名的法学家，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刑法泰斗和教育家，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他应得的荣誉，当之无愧。91岁的高铭暄教授却谦虚地在教工群里表示：“诚挚感谢同事们对我的厚爱和鼓励！我永远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一员。我要认真向你们学习，以你们之长补己之短，让自己更加自觉地前行。”

最感恩的是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

9月19日午后，本报记者来到高老家中时，他正在忙碌着一个发言稿。他对记者介绍，认真看了报纸上刊登的荣获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42人简历，外国人除外只有3名党外人士。记者问他“哪一年入的党”，他骄傲地回答“1953年”。记者简要表明来意，想采访此次获得荣誉后的感受。高老认真地对记者说，他得到“人民教育家”这份国家荣誉称号，首先要归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祖国。“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帮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逐步进入法学殿堂，成为一名法学教师。党和国家肯定了我的业绩，授予我最高荣誉称号。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永远铭记在心！”高老表示。

（照片刊载于2019年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1928年，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一个叫鲜迭的小渔村里。父亲曾经在浙江省高等法院任审判官，后到杭州国民政府的地方法院任推事（即法官）。父亲当年的职业在他思想上多多少少打下了一点烙印，觉得自己是“法”门子弟，与“法”天然有点联系，并由此暗暗立下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志愿。

那时，各大学都是分别招生，分别发榜。由于成绩优秀，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3所大学发榜时都录取了他。1947年秋季，高铭暄进入浙大法学院读书。由于当时没有聘请到刑法教授，院长李浩培偶然的替课之举以及父亲的影响，让高铭暄对刑法学产生了很大兴趣，从此矢志以刑法学为终身志业。

高老对记者说，大学本科的后两年，他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他的本科毕业证，是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签发的。

“1951年7月，我们面临毕业分配，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服从组织分配，但是巧合的是中国人民大学要向北京大学法律系招收10名研究生，当北大法律系领导向毕业生透露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就活起来，立即向系领导报名。系领导经过研究，同意我的请求，于是纳入了分配计划，将我和另外9名同学保送到人民大学法律系当研究生，从此我就与中国人民大学结下不解之缘，从1951年8月直到现在，我始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分子。”高铭暄如是回忆。

人生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

谈到自己人生的座右铭，高老说他特别喜欢周总理曾说的那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据了解，现年91岁的高老，仍然坚持每天学习英语一小时，不想落伍求知若渴，这可能也是他保持思维敏捷、学术常青的秘诀吧。

（照片刊载于2019年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也是此次入选“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法学界唯一代表。

他给学生讲课开始于1954年，不仅给本科生讲课，也给比他晚入学的刑法研究生上课。课程先后有苏联刑法、中国刑法、刑事政策、刑法前沿问题、刑法专题讲座等等。1981年开始，他指导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培养出来法学硕士有若干名，法学博士64名。此外合作研究由他指导的博士后有9名，现在还有3名博士生在他身边。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也为了推进刑法学科的发展，高铭暄教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注重刑法学的科学研究。他主编的刑法学教材先后有7种，个人专著有8种，其他主编或者参编的著作有100多种，发表的专业论文有300多篇。

当年，学校派他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刑法立法工作，从1954年10月至1957年6月，从1962年初至1963年10月，从1978年10月至1979年7月，一共分了三个阶段大约是6年时间，全过程参加了1979年刑法典的起草制定工作，成为一名自始至终参加刑法典起草工作的刑法学者。

最感谢的是母校和同事

酷爱京剧的高铭暄教授对记者说，他最爱的歌词就是《洪羊洞》里的那一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这也是他一生为国家立法育人的写照。

（照片刊载于2019年法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高老特别感谢曾经培养教育过他的母校，感谢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他们的精心培育、因材施教，特别是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对他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提供学习、研究、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法学的优良环境条件，就不会有今天的他。

“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校领导。”高老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20世纪80年代末改为法学院，当时叫法律系，党组织和系领导，党支部和教研室主任，一直对我关心、培养、教育、支持和帮助，使我由一名不太懂事的青年学者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乃至成为一名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两年研究生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各门课程全优的成绩毕业，转而留校，当了一名刑法学教师。”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所在单位团队同志们的无私帮助，他们与我共同切磋，在政治上互相促进，在专业上批评指正，在生活上热情照顾，使我享有一个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的好平台、好机会。”

总之，“我要记住学校对我的恩情，记住同志们同事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吃水不忘掘井人，知恩图报，知恩必报，方为君子。我要把获得的荣誉看成自己的责任，荣誉越高，责任越重。要秉持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导，努力工作，继续前行，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自己的余生，持续地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绝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恩情和期望。”高铭暄深情地表示。

记者手记

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到达高老家中时已临近下午一点，“堆成小山”的各种书籍占据了屋子的大半空间，桌子上写好的一页纸随即映入眼帘。“先写了几句感言”，高老轻轻的一句话顿时让记者感到莫名的温暖。

高老说起9月11日回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作为教师代表致辞的情景。我问：“有打印稿？”他回答说：“没有，都是手写的。”不禁有些诧异，一位91岁的老学者，让博士生敲敲字即可啊。

看出我的困惑，高老认真地说：“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另外我自己写稿子可以更有激情也更有感情。”

说起他正在准备的发言稿，我感觉高老已经在多个场合演讲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信手拈来的事。未料想他的回答是“那怎么可能，以前都是20分钟的发言，这次每人限时5分钟，要高度浓缩更显厚重”。联想到每次学术会议上，很多人陆陆续续地来了走了，只要高老参加，他鲐背高龄、须发皆白、著作等身却依然精神矍铄，像定海神针一样坐在那里的画面，对高老的敬意油然而生。

回报社后第一时间给高老的第一个入门女弟子秀梅打电话，谈了自己的感受。她说：“不稀奇啊，高老多年都是这样发言稿自己写，参加学术会议连资料都是放在书包里自己背着。老师高尚的情操，宽广的襟怀，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以及热爱刑法这门专业孜孜以求的志向，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曾经多次采访高老，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说好的半小时不知不觉就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度过，中间为了核对一个细节，高老翻阅他的笔记本来回查找，无不印证着他对学术的孜孜不倦和精益求精。

离开时已经下午两点半，此时在他家人那里得知高老还未吃午饭，心不由紧了一下，充满内疚和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