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马时，意味着什么？是日行千里的传奇，是农耕劳作的伙伴，还是现代生物学分类中的“Equus ferus caballus”？

翻开《大英图书馆动物图像志》，一部以图像为媒介的人类博物史画卷徐徐展开。本书通过近80件大英图书馆的珍贵馆藏，构建了一个时间跨度超约两千余年的视觉叙事体系，揭示了人类如何通过误解、想象、记录动物来理解自然、构建知识并反思自身。其珍贵之处在于，它没有将动物图像视为孤立的艺术品，而是置于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揭示了图像如何塑造并反映不同时代对自然界的理解。

《大英图书馆动物图像志》 （英）玛莉尼·罗伊 卡姆·夏普·琼斯 谢丽尔·蒂普 著 韩洞 陈星宇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马匹内部解剖图

马骨骼结构

马匹的缺陷

斑马

以马为样本观察认知的演化

本书中收录的13世纪《兽医书》手稿，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的系统性马医学文献之一。除了文字说明，手稿中还有两幅关于马的图表，分别标出了马的优点和缺陷；结尾另有两幅“护身符魔方图”，被认为用于治疗马匹的韧带断裂或撕裂。这份史料展现了中世纪人类对马这一重要伙伴的实用主义关怀——马不仅是交通工具或战争利器，更是需要系统了解和精心照料的生命体。尽管书中的图像在解剖精度上与现代标准相去甚远，却代表了当时当地最先进的兽医学知识，体现出一种基于观察和经验累积的认知方式。

17世纪的《埃塞俄比亚史》展现了全球视野下人类对马的认知扩展。这部书1681年首次出版后被译为多种语言的著作，在1691年的“注解版”中，特别收录了一幅斑马的对页图。两个版本都将斑马描述为“美丽胜过世界上所有四足动物”，还记载了斑马经常被作为外交礼物赠送给他国元首，比如印度莫卧儿王朝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斑马作为异域奇珍的地位，也从侧面揭示了早期全球网络是如何通过动物交换建立起来的。当斑马从非洲草原被运往亚洲宫廷，它的形象也随之进入不同文化的视觉记录中，成为跨文化认知的媒介。

18世纪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乔治·斯塔布斯曾在英国约克郡医院接受了解剖动物和人类尸体的培训。1759年至1761年，他专注于研究马的解剖结构及其身体特征。他花了两年时间专心解剖马匹，忍受着马尸腐烂后散发的恶臭，描绘它们的骨骼、血管和肌肉——终于他完成了《马的解剖学》一书。斯塔布斯先使用铅笔、粉笔或墨水等多种工具，在纸上描绘马的骨骼、心血管系统和肌肉系统，再将终稿转印到铜版上，以制作版画。斯塔布斯一共绘制了3张附有插图的马骨骼的解剖表，15张马的肌肉、筋膜、韧带、神经、动脉、静脉、腺体和软骨的解剖表，每幅插图都从不同角度展示马的躯体，逐层显露其内部结构，就好像皮肤或肌肉在连续的图像中被层层剥离，呈现在读者眼前。《马的解剖学》展现了科学与艺术的交织，这一转变背后，是启蒙时代科学精神的兴起，自然不再仅仅是利用的对象，而是需要系统研究和理性理解的对象，正如斯塔布斯在书中阐释自己进行这项精确研究的理由：希望这本书不仅能引起艺术家的兴趣，还能吸引养马人、蹄铁匠和兽医。

《大英图书馆动物图像志》一书中有关人类对马的认知进程的描述，勾勒出了西方文明认知动物的三个阶段：从中世纪基于实用需要的观察记录，到早期现代全球视野下的异域奇珍收集，再到启蒙时代科学精神主导下的系统研究。每一幅马的图像，都是一扇窗口，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特定时代人类如何观看、理解和描绘自然世界。

华夏古人对动物的认知

在《大英图书馆动物图像志》的全球视野中，中国动物图像传统以其独特的认知框架和视觉语言，提供了理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另一种叙事。从《山海经》的神话想象到《三才图会》的系统整理，中国动物图像不仅记录了物种知识，更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和知识体系。

《山海经》作为中国最早的博物学著作之一，其动物图像虽已散佚，但通过文字描述和后世摹本仍可窥见其认知特点。宋代是中国动物图像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黄荃《写生珍禽图》为代表的写生传统，标志着中国画家对自然观察的系统化和精细化。画中二十余种生物至今仍可清晰辨认，体现了“应物象形”的创作理念。这种基于直接观察的图像记录，与同时期欧洲动物图像的发展轨迹平行而不相交，展现出不同文明在面对自然时的共同关注与独立探索。

《大英图书馆动物图像志》一书中收录的《三才图会》是中国古代动物图像传统的集大成者。这部106卷的巨著由明代学者王圻和儿子王思义编纂，最早出版于1609年，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和草木等14门类，其中第13门专门介绍动物，每一种动物都配有木刻版画和详细的文字说明，形成图文互证的完整知识单元。《三才图会》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认知框架。书中动物不仅按种类排列，更被置于天、地、人“三才”的宇宙结构中，现实动物与神话生物并存于同一体系，反映出明代知识界对传统与现代、真实与想象的包容性整合，体现出万物互联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为全球动物图像史提供了独特的东方视角。清末民初，书中大量内容通过传教士传播到欧洲，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博物学的重要窗口。

博物学的当下意义

何为博物学？这一概念源远流长，“博物学”的英文“natural history”源自拉丁语“historia naturalis”，其中“historia”原意是探究、记录，而“naturalis”则涵盖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等广阔领域。这种广博的视野与中国古代“博物”概念不谋而合，都代表着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整体观察、系统描述和分类整理的知识追求。

如本书所呈现的，人类对自然认知的进化跨越两千余年。我们今天视为常识的许多“自然事实”，都曾经历漫长的修正过程。例如，丢勒1515年创作的那幅著名的《犀牛》版画，虽不准确，却贯穿欧洲三百年的认知，直到更真实的标本图像出现，这一“知识”才被修正。此番博物学演化叙事，旨在强调知识的建构性与开放性，同时提醒人们必须保持谦逊。

在专业分化的今天，博物学传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它提供抗衡知识碎片化的整体视野，将自然视为相互联系的网络而非孤立数据，重建人与自然的感性联系，在虚拟时代唤回直接观察的生命体验。博物学还促进了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动物图像既是科学记录，也是文化表达，既传递解剖知识，也承载审美价值。这些传统都打破了现代学科划分的壁垒。在环境挑战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种跨学科对话。博物学不只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与世界相处的基本姿态。它提醒我们要有整体视野，在虚拟现实中维系真实感知，在知识自信中保持认知谦逊，在学科壁垒间搭建对话桥梁，进而重塑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寻找更具生态智慧的生存之道。

或许可以像古人观察马匹那样，以好奇、敬畏之心重新审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那些跨越千年的动物图像，不仅是知识的记录，更是人类智慧与想象力的见证，是文明长河中最生动的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