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君主的征召，普通人有拒绝的可能吗？李密的《陈情表》，就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文本，它不仅是古代孝道的精神象征，也是个体在政治强权面前保持独立的某种参照。魏灭蜀汉后，原本是蜀汉郎官的李密，也被迫从成都迁往洛阳。不久之后西晋代魏，司马炎掌握大权，对之前投降的一些蜀汉大臣，也采取优抚政策。李密以贤明著称，素来享有盛名，自然躲不过司马炎的“关照”。然而，李密并不想为司马氏服务，身为亡国之臣，他无法预料前往的道路是否安全，更何况，司马氏取得天下，也是充满阴谋诡计，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坚守忠孝之道的李密，自然清楚其中的险恶，便写下《陈情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其所能，婉拒司马氏的征召。

身体的苦痛，是李密婉拒司马氏的首选要素。如果空谈自己的理念，很可能惹怒掌权者，就算留得清名，也难保个人安全。而从无法治愈的疾病这一身体症状入手，写出自己的为难之处，则更加合情合理。李密在《陈情表》中，书写大量自己的孤独状态，以及与祖母相依为命的悲苦处境，“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伯叔，终鲜兄弟，门衰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他还反复强化尽孝之举，让司马炎看到文章时，眼前浮现出生动的画面：“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可谓场景真实，细节饱满，感人至深。

哲学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身体视为“权力运作的对象”，身体成为彰显权力的介质，“身体政治”也是掌权者向普通人进行权利操控的表现，李密虽是古人，却在下笔之时，不自觉地与这一现代理念契合。反复强调自己尽孝之举，弘扬孝道，也是对司马氏提倡的“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的契合。由此一来，就可以顺利规避“忠”的问题——古人讲究“忠孝两全”，提起“孝”，就会联想到“忠”，而从司马昭弑君开始，司马氏就没有资格再自称“忠”，更没有要求天下臣民对自己尽忠的合法性。因此，司马炎只能不断强调“孝”，想尽办法来远离统治合法性的危机。

或许李密早就清醒的看到了这点，才将“孝”的行为与精神，当成自己逃避征召的首要因素。在具体的策略上，他没有将祖母老病缠身的状态叙述为个体的症状，而是凸显其伦理层面的关联性，将其确定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源头。对于这种操作，君主就是权力再大，也不能不考虑强行征召的风险。毕竟，司马氏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只能尽量施恩于广大臣民，且不能再伤害一个高举孝道大旗的可怜人，否则自身会陷入“不忠不孝”的危险局面。

“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养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尽管李密深知君主会忌惮“忠孝”合法性的丧失，却也不敢“更进一步”，在讲明个人情况后，他还是采取非常低的姿态，以乞求的语气来换取君主的宽恕。“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火。臣欲奉诏奔驰，则刘病日笃，欲苟顺私情，则告诉不许：臣之进退，实为狼狈”，这般文字，看似自贬，其实并没有遮掩李密文字的光芒，反而显得更加真诚，愈发真实。

当个体命运受到皇权威胁时，妥协的姿态是在所难免的。就像古代大臣向君主进言时，几乎都会采取降低自我人格的方式，李密也不例外，有言“愿陛下矜愍愚诚，听臣微志，庶刘侥幸，保卒余年”，又言“臣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反复强调司马炎的伟岸，以及自己的渺小，也是面对现实的妥协之策。普通人要在乱世中活命，将自己置身于时代的“背景板”中，也是无奈的选择。李密虽没有与司马炎讨价还价的资格，却依然没有摇尾乞怜，而是尽可能地规避掌权者的锋芒，戳中对方的弱点，从而进行适度的博弈。回到历史现场，从李密的视角来看，这恐怕也是最稳妥的应变之策了。

《陈情表》超越时代的深层内涵正在于此。这让古代的读书人看到，个体不畏强权，并不能只靠勇气，还需要讲究策略，而通过找出君主统治伦理的矛盾性，乃至发现其中的漏洞，从而以个体尊严与生命的力量，来消解强权的合法性，并非没有现实可能性。事实上，李密在呈交《陈情表》后，也让司马炎颇为“感动”，改变了想法，让他先照顾年迈的祖母。后来，李密也躲过了政权更迭中的刀光剑影，在晋朝做了不大不小的“太平官”，仕途大致平安顺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