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外交主题记者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历时近一个半小时，回应了21个热点问题。

王毅外长明确拒绝特朗普提出的“中美共治”（G2），美国在打什么算盘？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怎样？如果日本继续在台海问题上“玩火”，中方将如何应对？两岸统一到底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项昊宇在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回放）中表示，当一些人开始质疑联合国存在的必要时，其实问题本身就问错了。真正应该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联合国，而是如何让联合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上海理工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郭丽指出，中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是稳定的。中国重视对日关系，也推动两国民间交流，但国家间交往最基本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两国关系就很难继续向前发展。

很多国际合作取决于两国关系的整体氛围

知事：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预告，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高层交往的议程已经摆在我们的桌面上。元首外交如何稳定中美大国关系？

项昊宇：王毅外长用“定盘星”来形容元首外交的作用，因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会产生巨大的引领和示范效应，能够自上而下影响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认知，同时带动各层级、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这种政治引领效应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

很多国际合作其实取决于两国关系的整体氛围。如果两国最高领导人保持密切互动，各界就会更有信心推进合作，因为关系的大方向已经确定，可以更加放心地开展交流。相反，当两国关系紧张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往往也更难实现，因为缺乏良好的政治氛围，即便见面，也未必能够形成有效共识，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

中美关系是今年的重要议题，美国总统具体访华时间虽然仍待官方确认，但可以预见，今年双方会有多次领导人互动机会。此外，美国还将主办G20峰会，两国领导人也有在多边场合会面的可能。

考虑到中美关系的现状，如果通过元首外交进一步稳定关系、管控分歧、深化合作，并形成一些重要共识，不仅对中美两国有利，也会增强国际社会的信心。

知事：不可否认，美国的外交风格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么中国外交的“确定性”来自哪里？王毅外长说“我们改变不了彼此，但可以改变相处方式”，这对于中美关系有什么启示？

郭丽：美国现任政府的外交政策给世界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高度不可预测。相比之下，中国外交的确定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是战略定力。中国政府在外交原则上始终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长期坚持形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

第二是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能够在外部环境变化中保持信心和主动。

中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大国，试图改变对方的制度或发展道路是不现实的。中国从未试图改变美国，美国却长期企图改变中国。实践证明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

如果双方都能够更清醒地认识彼此，就更有可能坐下来谈。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发生冲突，那么对话和谈判就成为必然选择。特朗普政府虽然被认为难以预测，但他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交易型”的思维模式，强调国家利益。

每个国家都会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的做法更强调稳定性和规则性。中国外交的确定性就在于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发展方向，“坚定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一边”。

不要落入美国的逻辑陷阱

知事：对于特朗普提出“G2”，即“中美共治世界”，王毅外长明确表示中国不认同这种逻辑。美国在打什么算盘？

项昊宇：“G2”的概念其实早就出现过。中国之所以不接受这种提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理念，而“G2”的逻辑本质上仍然是由少数大国主导国际秩序，这与中国的主张并不一致。如果中国接受“G2”，实际上就落入了美国设定的逻辑陷阱。

此外，美国提出这一概念也有现实考量。一方面，通过“G2”框架，可以把中国绑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当前许多国际机构和规则体系仍然在美国影响下运行，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身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这种框架也会削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系，令中国疏远全球南方阵营。

因此，从中国角度看，“G2”看似是在抬升中国地位，但实际上可能带来战略上的限制，也会削弱中国在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合作中的道义优势。

联合国如何发挥作用？

知事：现在世界上冲突越来越多，无论是中东、俄乌到拉美，似乎联合国都没有“拉住”。此前有中国记者在联合国提问古特雷斯秘书长的发言人：“联合国到底有什么现实意义?”，发言人说，“秘书长手里没有警棍”。联合国今天到底还有没有用？如果没有联合国，世界会怎样？为什么中方坚定支持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和核心作用？

项昊宇：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也提到，联合国也许并不完美，但没有它，世界会更糟。很多人认为联合国软弱、解决不了问题，但这并不完全是联合国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国际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统一的执法机构或强制性的“暴力机器”。在国际关系中，如果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国家不遵守国际规则、不遵守国际法的情况。因此，从约束力和强制力来看，国际法天然弱于国内法。

在这种背景下，当一些人开始质疑联合国是否还有必要存在时，其实问题本身就问错了。真正应该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联合国，而是如何让联合国更好地发挥作用。

联合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多边平台之一，它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1945年，人类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希望通过制度安排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国福祉。

今天国际社会又在讨论世界是否正走向新的危险阶段，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因此，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人类社会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在这种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让联合国重新发挥应有作用，而不是讨论是否要抛弃联合国或者另起炉灶。实际上，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不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取代联合国的全球性多边机构。如果联合国都无法发挥作用，其他机构更难做到。

联合国在过去80年的运作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完善的机制，包括维和行动、减贫项目以及千年发展目标等，这些都对全球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中方不排除对日本采取进一步反制

知事：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王毅外长在记者会上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前关于“存亡危机事态”的说法，并强调中国和14亿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为殖民张目、为侵略翻案。如果日本继续在台海问题上“玩火”，中方还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

郭丽：这个问题涉及中日关系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条主线。王毅外长的表态可以说是中日建交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非常严厉的一次警告。

问题的关键在于，日本相关言论触碰了中日关系的根本基础，也就是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前提。文件中明确写明，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前提被否认，中日建交的基础实际上就被动摇了。

台湾问题本质上是中国内政问题，这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日本政府人士也多次明确表态予以确认。

此外，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如高市早苗长期否认侵略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问题等，这些立场本身就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在此基础上又以现任首相身份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事态”，甚至提出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那实际上就是在介入中国内政。

正因为如此，中方才会作出强烈反应。如果这种错误言论不被纠正，中日关系未来就很难继续发展。

至于反制措施，目前已经有一些措施，例如加强对军民两用物资实施管制等。未来是否进一步采取措施，还要看日方接下来的行动。如果日本方面依然认识不到涉台错误言论背后的严重性并且不作出实质性纠正的话，中方不排除采取进一步反制。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知事：对于台湾问题，王毅外长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项昊宇：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必须实现的国家目标，而且主动权在我们这边。

外长这番话主要是说给三方面听的：一是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二是美国，三是日本。除了这三股力量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台湾问题上都有比较明确和正确的立场。

所谓“时间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各方的行为。如果岛内“台独”势力不采取危险行动，外部势力不干涉，我们仍然会尽最大努力推动和平统一。

当然，我们也有《反分裂国家法》。如果相关行为触碰法律红线，迫使中国大陆必须采取行动，那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因此，王毅外长的表态既是一种明确的立场表达，也带有警示和威慑意味。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强调的是大势所趋，统一是历史进程，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有关国家和势力能够尽早理解中国的决心和意志，那么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台海局势都更有可能保持稳定，两岸和平也会有更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