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事”到“国事” 依法育人护成长

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的法治进阶之路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成长轨迹。

近年来，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案件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大量案例证明：在涉未成年人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未成年人存在家庭教育缺失、家庭监护不力等问题。这是未成年人误入歧途或遭受侵害的重要诱因。

在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家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防线，不断呼吁发声，推动构建完整的家庭教育指导政策框架与法治路径，让家庭教育从“隐性家事”转变为“显性国事”，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立法破冰 从自发走向规范

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儿童少年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制定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

这是家庭教育立法首次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纲要中。随着纲要和《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的出台，社会舆论强烈呼吁家庭教育立法，这也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

家庭教育，究竟该立一部怎样的法？

在此之前，我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长期处于缺乏明确法律规范、责任界定模糊、指导体系薄弱的状态，相关法律缺乏可操作的具体条款，法律地位得不到确认，家庭教育服务、指导、管理等体系不够健全规范。

然而，“家丑不可外扬”“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等观念根深蒂固、依然具有影响力，法律应当在“家事”里扮演何种角色？干预到何种程度？起到何种作用？

在建言献策、交流讨论中，代表委员的共识逐渐形成——在家庭教育中，家庭和国家的分工应是“家庭教育家庭管，家庭教育国家助”。基于此，家庭教育立法的名称以“家庭教育促进法”为宜，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核心功能是“促进”与“规范”，具体体现在指导、服务、保障、规范等方面，立法重点内容包括：家庭教育的界定、基本原则、工作机制、特别措施和法律责任。

这些建议为后续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制定奠定了民意基础，提供了政策支撑。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对立法可行性、必要性及立法建议进行认真研究，推动家庭教育立法从呼声逐步走向实践。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级高级警长杨蓉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山西代表团代表小组会议。陈路坤 摄

来自公安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杨蓉，是众多推动家庭教育立法的代表委员中的一员。作为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的社区民警，杨蓉目睹了许多因家庭教育缺失导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她多方调研，希望通过家庭教育立法解决相关问题。

2020年5月，杨蓉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领衔提交关于制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议案，提出通过立法明确家庭教育的范围、原则和内容，分层次设置家庭教育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细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家庭教育的义务，突出政府对家庭教育的保障作用等内容。

杨蓉的议案得到了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媒体评价她以基层民警的视角捕捉到家庭教育的核心痛点，用议案推动法治进步。

经过多方调研、反复论证，2021年10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家庭教育促进法，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施行。

这标志着我国家庭教育正式进入“依法育人”的新阶段，成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法治进程的里程碑，对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意义重大。

完善体系 从零散走向系统

“依法育人”终成现实，不少代表委员关注的重点向完善家庭教育指导体系、强化资源保障、建设专业队伍等内容转变，旨在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从零散化、碎片化走向专业化、规范化。

首要解决的是家庭教育指导“在哪儿开展”的问题。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社区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是承担家庭教育指导的合适载体。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赵东花建议，各地将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的建设纳入社区发展规划。

还有代表委员建议，将家庭教育指导前置到监护人的高等教育阶段，在高等学校开设家庭教育必修课，侧重教会学生如何经营夫妻关系、处理家庭关系和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等。

还有代表委员呼吁建立“云端”家庭教育指导平台。全国人大代表张淑琴建议在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建立网上家长学校，提供免费资源，方便家长自主学习。

有人关心家庭教育指导的场所，也有人关心家庭教育指导的师资力量。

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将家庭教育指导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设立专项基金，保障基层指导站点的建设和运营；同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志愿者招募等方式，壮大专业指导队伍，吸纳教师、民警、律师、社工等力量，为家长提供多元化指导服务。

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和规范性也备受关注。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一些机构、个人开始迅速介入这一新兴领域，“培训乱象”频发。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在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背景下，家庭教育指导师作为一类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职业呼之欲出。

教育者要先受教育。针对上述问题，众多代表委员纷纷呼吁加大专业供给——在高等教育阶段增设家庭教育专业，加强家庭教育专业研究，积极开展家庭教育服务人员培训，加大家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还有声音呼吁加强专业队伍制度规范——建议将家庭教育指导教师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出台家庭教育指导教师专业标准，加强对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行业监管，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教师培训机构准入制度。

此外，代表委员还关注到重点群体的家庭教育指导问题，建议依托村（社区）、学校、志愿者开展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的家庭教育指导结对帮扶，提供免费指导服务，建立跟踪机制，避免未成年人因缺乏关爱而出现行为偏差。

随着建议提案的逐步落实，我国覆盖城乡的社区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逐步增多。此外，部分高等院校增设家庭教育相关课程，培养了一批专职指导师。基层指导队伍也不断壮大，形成了“专业人员+志愿者”的多元化格局。

攥指成拳 从分散走向合力

来自陕西省柞水县公安局的全国人大代表郭淑琴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多次协同当地检察机关进行深入调研走访、分析典型案例。

“我们发现，自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以来，家庭教育的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格局初步形成。”郭淑琴坦言，“但在基层实践中，协同机制不够顺畅，各环节存在脱节现象，缺乏闭环与刚性支撑。”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柞水县公安局民警郭淑琴走出会场。陈路坤 摄

同郭淑琴一样，很多代表委员注意到了家庭教育指导中存在的部门协同问题。大家普遍认为：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多方协同发力。

2024年10月，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机制。

“对照当前家庭教育现状与‘教联体’等工作方案的要求，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职责界定不够明确，相关工作还存在不足。”全国人大代表张国忠表示。

针对上述问题，代表委员围绕强化部门协同、完善联动机制的呼声不断，持续推动各方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四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张国忠建议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新增条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联合体，通过资源整合、信息共享、活动联动等方式，保障家庭教育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实效性；

全国政协委员赵长龙、洪伟、戴立益等人建议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健全协同育人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翟志海建议搭建国家级协同育人数字化平台，推动协同育人体系有效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吴梅芳建议推动构建“前端预防敏锐、中端干预精准、后端矫治有效”的治理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建议形成“评估—干预—反馈—调整”闭环，实现“一人一策、精准矫治”；

……

这些建议虽侧重不同，但核心诉求一致，即希望能够打通部门壁垒，强化信息互通，推动协同联动，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治理体系，切实落实家庭教育指导责任。

代表委员的声音得到了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相关部门的重视。据吴梅芳介绍，收到建议后的3个月内，最高检多次通报工作开展情况，并于2025年6月会同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认真研究作出答复。

各地各部门的相关法治实践也在快速推进。

公安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及时发现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家庭监护问题，通过协同机制及时发出预警、转递线索；妇联等部门拥有专业资源，具体实施家庭教育指导；公安机关配合妇联、社区跟踪监督家长履行指导要求，对拒不履行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制发《督促监护令》和《家庭教育指导书》，纠正监护失职行为……各方合力推动形成家庭教育指导闭环机制，未成年人保护的合力不断增强。

司法保障 从引导走向刚性

有了立法、机制、资源和协同保障后，如何使监护人真正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并付诸行动，可以说是最关键的环节。

尽管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了家长的监护责任和相关部门的指导责任，但在实践中，仍有部分家长漠视监护责任，拒绝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家庭教育令制度，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家庭教育促进法实施后，多地公安机关在相关执法实践中提出训诫、指导建议。当监护人拒不履行、怠于履行或履行不充分时，各级检察院、法院等可签发《督促监护令》和《家庭教育指导书》，确保家庭教育指导落实到位。

“督促监护和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应当常态化、制度化。”吴梅芳表示。

为了通过法治力量推动监护人履行相应责任，近年来，多位代表委员重点聚焦强化司法干预、完善刚性约束，推动家庭教育指导从“柔性引导”走向“刚性保障”。

目前，各地公安机关创新方式方法，有针对性地采取家庭教育指导措施，预防未成年人误入歧途。

北京市公安局会同相关部门印发《对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和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规范》，关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职能以及教养方式，引入与社工协同开展训诫帮教、家庭教育指导等内容，提升监护人教育理念和监护能力；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帮助存在家庭教育问题的涉案未成年人监护人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

……

在法治的保障下，家庭教育指导不再是“软约束”，而是能够有效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责任、纠正不当教育方式。

家庭教育，是小家之事，也事关大国之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效。3月9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披露，2025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同比分别下降2.2%和9.8%，为近五年首次“双下降”，包括家庭教育指导在内的综合治理格局效果明显。

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未来之路仍面临诸多挑战：城乡、区域间资源分布不均衡，基层指导人员专业水平有待提升，部分家长的教育理念仍需转变……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持续发力，我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将进一步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

在法治的护航下，相信每一位未成年人都能在关心爱护下成长，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法治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