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是一种形如山形的器盖造型。当前对于“博山”两字的释义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博山”代表“蓬莱、方丈、瀛洲”海上三座神山[1]；另一种说法认为，“博山”并非特指某座山，而是意为大山或广阔的山。《说文解字》解释“博”字曰：“博，大通也。”

“博山”之名与博山器的流变

“博山”一名最早见于《西京杂记》中：“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虽有传为西汉刘歆所著，但这一称谓在当时并未得到普及与应用，而多以“熏炉”、“熏”命名。陕西茂陵出土了一件西汉时期博山造型的炉，其名为“金黄涂竹节熏炉”。西汉以后，“博山”这一名称才被逐渐固定下来。晋朝张敞的《东宫旧事》记录晋代皇太子册封时曰：“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至唐代，博山炉出现在不少诗词作品中，如李白的《杨叛儿》写道：“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此外，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吕大临的《考古图》等文献中也有关于博山炉的描述。[2]

博山器的历史发展，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豆形熏炉；西汉初期发展已较为成熟，如南越王墓出土的瑟枘（ruì）上面已有博山造型[3]；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博山形的器物大量涌现，这一阶段博山形熏炉发展迅速，并成为身份地位的代表性器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博山造型更多集中于熏炉器型，并随着佛教的盛行逐渐脱离青铜礼器体系，以陶瓷为载体并简化造型；隋唐至宋元时期博山意向进一步弱化，演变为文人常用器具，山形盖不再是主流香炉范式；明清时期，传统博山炉彻底退出日常主流，此后多为宫廷、文人的仿古陈设器，主要作收藏。

南越王墓出土的两组瑟枘（来自《西汉南越王墓（上）》）

汉代的博山器发展与功能剖析

1.博山器的发展形势

据上述博山器的演变看，汉代是博山器发展的高峰期，此时涌现出了博山形的陶壶、陶仓、陶盒、陶奁（lián）等大量不同器型的博山器，尤其是关中地区西汉墓。山西朔县秦汉墓、河北阳原三汾沟墓群[4]及北京怀柔地区出土了博山形陶壶，河南桐柏万岗汉墓、南阳第二胶片厂汉墓、陕县刘家渠汉墓[5]出土了博山形陶仓、河南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出土了博山形陶鼎[6]。

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出土的博山形陶壶（来自《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

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博山形陶仓（来自《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

由此看出，“博山”造型是先秦至秦汉以来的一种社会信仰的产物，深度融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想。而博山炉只是熏炉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与这一种社会信仰相结合的结果。而“博山”造型之所以成为一种全民性的精神信仰，与先秦至秦汉以来日益繁盛的神仙思想密不可分。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坏和社会局势的动荡使求仙问道的风气开始兴起，神仙思想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并在秦汉时期进一步发展[7]；至西汉中晚期，求仙思想发展进一步繁盛。汉武帝数次东巡海上、大规模求仙问药，《史记·孝武本纪》记载了汉武帝即位后四十余年间的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活动，可以说是汉武帝的一部“求仙史”[8]。上位者的推崇，加之黄老之学的传播与丧葬观念的普及，让求仙问道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形成了全民性的精神信仰，直接推动仙山意象从神话传说向器物造型转化；到东汉时期，博山形器物从皇室贵族进一步向民间普及，陶质博山器大量出现于中下层墓葬中，只是造型也由专用于上层贵族的精美演变为适用于广大百姓的简化形式。

2.博山器的功能

汉代求仙问道思想的兴盛到博山器具的繁荣发展，使其兼具实用与随葬两种功能。

实用功能上，熏炉是博山形器具的核心载体。西汉时期南方潮湿多蚊虫，熏香可祛湿驱虫、净化居室；北方多风沙，熏香能降尘除臭、改善居住环境。丝绸之路开通后，龙脑、乳香、苏合香等外来香料传入中原，进一步推动熏香文化普及，熏炉成为汉代居室常见器物。同时，熏香也广泛用于礼仪场合，贵族朝会、宴饮、祭祀前，均会熏衣净室以示庄重。[9]

随葬功能上，汉代人秉持 “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既要在地下延续生前生活，更要寻求通往仙境的路径。考古发掘出土的博山形器具也不局限于炉，也包含陶壶、陶仓、陶盒、陶奁等多种器型作为明器随葬，表达了死后祈求上达天界的求仙思想。

海昏侯墓出土博山炉和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博山器

目前展览展出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2件青铜博山炉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3件博山陶器，同为汉代求仙背景下产生的器物，是汉代两种阶层的不同代表。

1.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博山炉

海昏侯墓出土博山炉共11件[10]，展览展出了其中2件。分别为青铜神龟载鹤形座博山炉和青铜博山炉。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中的青铜神龟载鹤形座博山炉

“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 墓藏大汉风云”中的青铜博山炉

龟载鹤形座博山炉由炉盖、炉身、托盘三部分组成，炉盖为多层叠嶂的山峦造型，峰峦间做镂空处理，浮雕人物、羽人、虎、鹿等瑞兽，辅以云气纹，完整复刻了仙山百兽穿行、羽人往来的景象，炉身腹部饰弦纹，底座为一昂首趴伏状龟，上承一衔珠曲身展翅的鹤，龟与鹤在我国古代皆喻意长寿，寄予了墓主人对于长寿福禄的追求，也暗含引导灵魂升仙的内涵；青铜博山炉由炉盖和炉身两部分组成，无托盘，炉盖为镂空山峦造型，辅以云气纹，炉身为豆形，细柄，喇叭形底座，为典型的焚香器具。

《伤寒论》载：“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通过香薰的手法治疗疾病、疏通空气的手法，在先秦两汉之际已被人们所掌握。熏炉则是香薰所用之器。据推断，刘贺作为北方人，就封的海昏侯国所处的区域属于广义的“南方”，气候潮湿，土壤贫瘠，因此他生前健康状况可能已不正常，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铜熏炉正是为治疗与防止疾病侵袭所做的准备，是“香薰疗法”的体现，因此出土博山炉不仅作为随葬品，更可能是刘贺生前所用之器具[11]。

2.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博山形陶器

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博山形陶器数量众多，展览展出的是西汉时期的1对博山形盖陶壶和1个博山形盖陶罐。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博山形陶壶

“千年之城——路县故城遗址历史文化展”中的博山形陶罐

1对博山形盖陶壶均出土于路县故城遗址周边后北营村墓群102号墓，泥质灰陶，仿铜器形态，壶身母口，束颈，圆鼓腹，圈足，两侧附衔环铺首。博山式盖，子口，顶部峰峦叠嶂，且有孔，通高一为67厘米，一为69.8厘米，属北京地区出土陶壶中体量较大者；1个博山形盖陶罐出土于后北营村墓群143号墓，泥质灰陶，通高18.3厘米，博山式盖，顶部峰峦叠嶂。

二者均为随葬明器，器盖均以简单的模制工艺，展现出山峦层叠的博山的基本形态，其中成对陶壶博山盖有孔，模拟的是仙气缭绕的熏炉之态，承载着当时普通百姓同样对于死后升仙的祈愿和向往。

3.二者差异分析

海昏侯墓出土器物为列侯之制，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器物为平民规范。二者分别代表了汉代神仙信仰的贵族形态与民间形态，在材质工艺、功能权重、文化内涵上表现出强烈的差异化特征。

（1）材质工艺不同。海昏侯墓出土博山炉均为青铜质，使用失蜡法铸造而成，器型精致，细节严谨；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博山器均为灰陶质，使用轮制法和模制法制造，器型粗糙，简单体现形状。

（2）功能权重不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博山炉是生前实用、死后随葬的重器，兼具生活实用、身份象征、精神寄托三重功能；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博山陶器仅为随葬明器，只保留了丧葬与精神寄托功能。

（3）文化内涵有深浅之别。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神龟载鹤形座博山炉纹饰造型融入了龟鹤元素，表达长寿福禄的期盼，丰富了求仙问道的内涵，承载着更为完整的汉代神仙思想体系；路县故城遗址出土博山陶器仅保留求仙核心的仙山形象，是贵族文化向民间传播过程中的简化与适配。

共性与结论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2件青铜博山炉与路县故城遗址出土的3件博山陶器，一为青铜铸就的王侯重器，一为陶土烧制的平民明器，虽在材质工艺、功能权重、文化内涵有所不同，却以博山为核心，昭示了汉代社会跨越阶层的文化共识与社会信仰：那就是全民对仙山的崇拜和对灵魂升仙的美好祈愿。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著.史记·封禅书[M].中华书局.1982.

[2]李林汉. 汉代博山炉起源的多维度考察[J].新传奇, 2025, (29): 64-66.

[3]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著.西汉南越王墓（上）[M].文物出版社.1991.

[4]河北阳原三汾沟汉墓群发掘报告[J].文物, 1990,(01):1-18+97-99.

[5]叶小燕.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J].考古学报,1965,(01): 107-168+182-207+217-219.

[6]惠夕平. 两汉博山炉研究[D]. 山东大学, 2008.

[7]同[2]

[8]邢子艳. 论迷信神仙思想与汉武帝朝政治[D].内蒙古大学, 2007.

[9]黄喆安琪. 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熏炉所见西汉造物艺术与社会信仰[J]. 文物天地, 2025, (10): 76-82.

[10]曹斌,罗璇,侯宜斐等.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J].文物,2018,(11): 4-26+2.

[11]权弼成. 汉代熏炉的功能考察——以海昏侯墓出土铜熏炉为例[J].形象史学,2021,(01): 32-42.

撰稿：藏品管理研究部

编辑：宣传教育部

审核：藏品管理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