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并野形图研究》 何晓静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作为“日本造园古籍丛刊”的首卷，《山水并野形图研究》的出版令人欣喜，更预示着未来更多日本造园典籍的译介与研究成果将面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学术开端。日本庭园史如同一面独特的镜子，常能映照出中国造园文献体系的某些面向。北京林业大学开设“园林文献选读”课程，促使我们开始思考如何遴选既能梳理园林史脉络又适宜学生研读的文献，而《山水并野形图研究》一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

日本庭园虽深受中国影响，并在后续发展中与之保持紧密关联，理应与中国读者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山水并野形图研究》一书却依然赋予我强烈的神秘感与新奇感。例如“山水并野形图”本身便耐人寻味。该书共含九十四条，每条内容或述一石，或论一木，其主旨于第一条即有提纲挈领的体现：“庭中欲构原、山、峰、瀑、河，宜以石木为本。”可见其核心实为探讨石与木的运用法则，书中详述石类达四十八种，花木种类亦有不少。然而，无论“石”或“木”均未直接显现于书名之中，此种命名逻辑颇具深意。

通过研读，我认为书名中的“山水”概念更接近于庭园整体，“山”或指竖立如峰、排布园中的石块；“野”则可能指代地形塑造，狭义为土丘，广义指向地貌形态。因此，书名与内容结合理解，此书应旨在阐述如何在蕴含“山水”意境与“野”趣的庭园中配置山石花木；所谓的“形”，既指配置手法使庭园成形，也指将这些手法“形之于图”。其命名思路与现代习惯迥异：现代著述书名多直指核心内容，而此书主体虽聚焦石与木，书名却冠以“山水并野形图”，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值得深思。

阅读过程中，我常感受到一种“熟悉的异国风情”——文字虽可识读，但文中特有的名词乃至行文章法，均透露出浓郁的异域特质。这种特质在其论述的实用指导性上体现得尤为鲜明。研读此书时，不由得令我联想到中国古代造园的经典典籍《园冶》。《山水并野形图》是日本现存年代最古老的造园典籍之一，与日本诸多造园著作一样，展现出极强的指示性，读者仿佛能依据其步骤进行操作，例如具体规定石头应置于东方或西方。而《园冶》等中国典籍，其阐述方式则较少提供如此具体的操作指南。总体而言，两者在指导路径上存在不同侧重：中国造园典籍侧重引导学习者领悟更高境界（“登堂”），在入门的基础指导方面相对精炼；而日本典籍的特点在于注重引导读者入门，使人易于理解实践方法。这反映了两种文献体系的不同风格。

日本典籍这种高度程式化的指导方式自然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确保了技艺的清晰传承，使日本造园至今仍能持续实践；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庭园面貌趋同，正如书中指出的，后期日本庭园相似度高，源于师徒传承中可能存在的创造性不足。相比之下，中国造园传统更为追求“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理念，强调对创造性的追求。这种不同的传承路径也关联着各自在当代面临的境况：日本庭园的建造方式相对易于延续，而重建具有深厚传统精神的中国园林则面临更多挑战。我们拥有辉煌的造园艺术，日本将其总结为可入门的一招一式，而中国典籍在入门引导方面则相对精炼，使得今人在实践入门时或感不易，仍有待今天的学者和设计师们努力挖掘。

与此同时，这也引向更深层的文化关系思考：日本造园源于中国，但其间发展出了哪些独创？尤其在近现代转型期，当日本面临国际接轨问题时，其有意识地将传统进行“重新包装”，思考如何让世界接受古老文化，并探索了转化途径。这同样是今日中国传统文化需要面对的关键命题：如何完成传统艺术与现代（世界）的接轨，在时代洪流中重新激发传统智慧并形成新的创造。该书的研究也触及了这一“第三种形式”的转型问题。

《山水并野形图》的书写方式与现代学术写作大相径庭。现代作者通常具备强烈的读者服务意识，力求以条理清晰、简洁明快的方式传递信息；而研读此类古籍则需读者反复涵泳，主动去构建文本的内在联系。理解此书绝非被动接收作者已全然铺陈的知识，而是一次于字里行间不断追寻、摸索的主动建构。恰恰经历这一“破译”过程，读者与古籍方能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结。这如同进入一间布满机关的密室：作者虽呈现了内容，却并未意图轻易传播。书中多次强调“口传”之重要，正文中“秘事”一词也赫然出现七次，便是这种匠心的最好佐证。这种独特的书写策略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审视文本的新视角。阅读的深层愉悦，正蕴藏于这种与书籍的积极互动之中——在破解其“秘事”、领悟其“口传”真意的过程中，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智识上的共鸣与满足。

（作者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