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 马勇 著 现代出版社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1927—2008）于1993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三年后将其扩展为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出版。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激烈竞争、冲突甚至战争的，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文化、宗教的差异。

基于这样的判断，亨廷顿接续几十年前英国学者汤因比（1889—1975）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给文明归类的思路，将世界主要文明划分为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非洲文明。在亨廷顿看来，这些不同文明的差异将取代先前的意识形态争论，主导世界政治发展，成为引发世界冲突的根源，各个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正如亨廷顿所意识到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将世界看作一个具有各种不同文明，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

在亨廷顿理论提出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便组织了跨学科的文明研究课题组，笔者也由此开始了对中国文明的深入研究。这正是《更生：中国文明与人文精神重塑》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本书意在回应亨廷顿的相关判断，直面“中国文明是否会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发生激烈冲突”的时代之问。

从“含混蒙昧”到融合更生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考古发现将其源头追溯甚远，大体处于传世文献提及的“三皇五帝”“夏商周”大时段。“三皇五帝”为传说时期，“夏商周”大概属于孔子所说的“所见所闻所传闻”，也符合孟子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经历了从文学想象到史学实录的过程。换言之，中国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一样，都有一个含混的蒙昧时代，而后逐渐走出神话与传说，开启了人类理性的历史纪元。

受限于“史阙有间，文献不足征”，这一个大的时间段要想将其具化比较困难，因为文明的创造皆在不经意间发生，而非为后世留存证据而刻意为之。但阅读有关夏商周的史料，结合现代考古学成果，基本能判断夏商周三代大概是中国文明的草创阶段，构成了中国文明不断成熟、细化与丰富的源头。

不同文明相遇，难免有不适应乃至冲突，但长期来看，异质文明必然相互吸收、彼此重塑。秦汉之前，所谓“中国文明”尚未成型，各地域文明的差异与冲突，不亚于亨廷顿笔下当今世界的各大文明。但经过轴心时代的交流、淘洗、融合，特别是秦汉大一统背景下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整合塑造，各个文明区域的差异性减弱，共性逐渐凸显，渐渐形成了中国文明的完整概念。

“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后世研究者常以为此后就是儒术统治中国，以致亨廷顿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儒教国家，这真是天大的误会。纵观历史，对于统治者来说，不论儒法，还是道教、墨家、刑名家，只要有利于统治，皆可兼容并蓄、择而用之。这是研读中国文明史最值得注意的一点。

因“西学东渐”而思想突破

唐宋时代，中国与域外文明就多有联系。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广州就设有市舶使，替朝廷管理贸易事务。至宋元，海上贸易高度发达，有研究认为那时政府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国际贸易。两宋的困境，不是经济不发达，而是没有处理好“远交近攻”的地缘政治，没有协调好与周边诸国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经济关系，最终导致政权动荡流离。

回望10世纪以后的中国史，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感到“中国问题”已经与域外问题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世界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中国同样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新航路的开辟，更将西方到东方从不可能变为可能。至明代中晚期，合法或非法的跨境贸易、海上贸易，让西方的商人、传教士终于来到了东方，“神秘的东方”从书本变为现实。中国学人徐光启、李之藻等人面对早期来华传教士，以“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精神，潜心学习、虚心请教。在此后百余年间，收获颇丰。

读明末清初“顾黄王方”（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以及钱谦益、李贽等人史料，不难感受到他们思想的突破性。这种突破的重要契机就是他们与西方传教士有了直接接触，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某些新的智慧资源。例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顾炎武的地方自治主张、王夫之与方以智的科学精神，及至李贽的关于女性的观念，都蕴含着西方思想的因子，虽难在史料上一一确证，却在思想史的逻辑演进中留下了蛛丝马迹。

在“双向互动”中不断演进

中国文明从未封闭自守，始终在“中国化”与“化中国”的双向互动中演进：吸纳外来文明精华，将其融入本土文化脉络（中国化）；同时以自身文明内核辐射四方，重塑区域文化格局（化中国）。从魏晋时期儒释道交融，到隋唐三教并立、文明更生；从明清西学东渐，到近代中西文化激荡，文明冲突从未走向永久对立。文明的“更生”，从来不是复古守旧，而是在交流互鉴中重塑人文精神，在古今贯通中回应时代命题。回望数千年历程，中国文明从中原一隅走向世界舞台，靠的不是冲突对抗，而是“和而不同”的智慧、“与时俱进”的精神。

本书最后一章集中探讨了战后秩序重建中，中国文明发挥的作用，众多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心智贡献，旨在证明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文明间或有冲突，但绝非永恒，文明终究要与异质文明融合；文明和不文明肯定冲突，不文明或者说野蛮也并不必然失败，但是文明与野蛮之持久较量，文明终究要战胜野蛮。正如胡适所言，“一个野蛮的征服民族即便一时征服了文明，但这个野蛮民族终究还会被那些被征服民族的文明所征服”。文明是一个持续向上的进步过程，短暂的倒退、暂时的被征服，都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文明向上发展的历史大势。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