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万安公墓西北角的陈氏家族墓群，因陈岱孙的长眠而意义非凡。这片墓群藏着螺洲陈氏的家族脉络，安葬着陈岱孙的母亲罗英，以及陈宝琛后人、林则徐外孙女吴绥如等多位陈氏族人。

陈岱孙的墓碑质朴简约，一如其低调一生，这位清华、北大的资深教授，深耕教坛数十载，培养了众多经济学人才。这片清幽的墓冢，记载着一代宗师的人生底色，其家族往事与个人风骨，皆在松影碑文中静静留存。

一

谈起陈岱孙，不妨从墓群中最古老的两块墓碑说起。这两座墓均为新中国成立前的形制，有墓圹、立墓碑，一方碑上镌着“陈懋需之墓”，另一方则是“潘师竹之墓”。

陈懋需生于1916年，卒于1936年，这位早逝的年轻人，是“末代帝师”陈宝琛的第五子，因离世过早，未留下更多生平信息。或许正因他的早逝，其家人在玉泉山下购置了这片墓地，此后陈氏族人陆续安葬于此，渐渐形成了这处家族墓群。

潘师竹则是陈宝琛第三子陈懋艮的妻子，作为陈宝琛的儿媳，与陈氏家族渊源深厚。

除了这两座旧墓，其余六块均为1949年以后修建的骨灰墓，墓碑形制统一，是黑色大理石打造的正方梯形，体量小巧。其中一块墓碑刻着“吴绥如”的名字，吴绥如生于1890年，卒于1969年，这个名字频繁出现在各类报刊书籍中——吴绥如是林则徐的外孙女，后嫁给陈宝琛第二子陈懋侗。当年陈宝琛赴京担任溥仪的老师，吴绥如与陈懋侗便伴其居住在灵境胡同7号。1935年陈宝琛逝世后，吴绥如仍居于此，直至离世。

我的母亲称吴绥如为“十一婶婆”，称陈懋侗为“十一叔公”，儿时，母亲由姥姥带着去过灵境胡同（母亲称其为灵境宫），向二位长辈拜年祝寿。吴绥如育有一女二子，长女陈荷，长子陈紘，次子陈啓。母亲称陈荷为“荷姑姑”，陈荷的墓也在这片墓群中，陈荷墓旁，是其堂妹陈稻的墓碑，母亲称她为“稻姑姑”。陈稻是陈宝琛长子陈懋复的次女，毕业于燕京大学，丈夫萧正谊曾任燕京大学秘书长，先于她离世。陈稻与陈荷都曾前往马大人胡同的“陈宅”，为母亲的祖父陈懋鼎祝寿。

这处陈氏家族墓地之所以在今日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因为长眠于此的诸位陈氏族人，更因为这里安葬着中国现代史上被誉为经济界“一代宗师”的陈岱孙。

二

介绍陈岱孙之前，不妨先看看他墓旁那方刻有“罗英”的墓碑。罗英原名罗伯瑛，是陈岱孙的生母，出身名门望族，其父罗丰禄是清末著名外交家。罗英于1967年逝世，享年89岁，其独子陈岱孙将她安葬在万安公墓的陈氏家族墓群中。

陈岱孙生于1900年，卒于1997年。陈岱孙一生未婚，无子嗣，他的后事皆由两位侄女——堂妹陈荷的两个女儿帮忙操办。

陈岱孙先生的墓前少有人至，既无高大的石碑，也无生平简介。若无人告知，恐怕无人能想到，这位培养出当代几乎所有优秀经济学家的“一代宗师”，竟长眠在这样一处不起眼的地方。但反过来说，这或许正是陈先生的心愿，墓碑的简朴、墓地的偏僻，恰与他一生低调、不事张扬的品性相契合。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有两位公认的经济学大师，一位是马寅初，另一位便是陈岱孙。与写下《新人口论》、声名赫赫的马寅初不同，陈岱孙甚少著述鸿篇巨制，也极少公开发表高论，他自己曾说过：“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陈岱孙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备课向来严谨细致，凡是听过他讲课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陈教授的课，只需将笔记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精彩的文章，甚至可以成为一部专著。直至晚年，陈岱孙才出版了代表作《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他的私人生活亦是如此，年轻时的他身形高大、相貌俊朗，才华横溢，却一生未婚，孤独终老。许多亲友、师生、记者都曾关心过他的婚姻问题，他却总是一笑置之，缄口不言。如今，他将这个世纪之谜带进了坟墓，再也无人能知晓答案。

我也是多年前陪母亲到万安公墓扫墓时，才意外发现陈岱孙的墓。从那以后，每年清明，我与母亲祭拜完自家先祖后，都会前往这片陈氏墓地祭奠，而母亲每次都会给我讲述她所知晓的、关于陈岱孙的往事。

三

母亲称陈岱孙为大伯父，他与母亲的父亲是同一辈分，这一辈的陈氏族人，名字多为单字，比如陈纮、陈绂。陈岱孙原名陈縂，乳名挥，字长持，号岱孙。

1927年春天，陈岱孙从哈佛大学毕业，学成归国，接到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聘任书。其父陈懋豫满心欢喜，陪同儿子从福州赶赴北京，第一站便前往马大人胡同的“陈宅”看望陈懋鼎。此后，陈岱孙住进清华园，开启了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

陈岱孙先担任经济系主任，不久后又兼任法学院院长，工作异常繁忙，但即便再忙，只要进城，必然前去看望陈懋鼎。一方面，他感念陈懋鼎当年对自家的接济之恩；另一方面，陈懋鼎清末也曾出使西洋，担任过三年驻英公使参赞，还兼任驻西班牙公使，相似的海外经历，让两人有着诸多共同语言。陈岱孙也会将自己留美数年的经历讲给陈懋鼎听，谈及美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与风俗民情。想来正是在这几次相处中，陈岱孙向陈懋鼎谈及了自己著名的“经济救国论”，才引得陈懋鼎生出这般感慨——感慨他们这些曾守旧、维护皇权的“金狮子”身旁，终将涌现出一枝崭新、鲜活的“帝女花”。同时，也期盼着这枝迎风傲雪的“花朵”，能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陈岱孙前往马大人胡同探望陈懋鼎的那几年，我的母亲年纪尚幼，对他的来访并无印象。母亲第一次对陈岱孙留下深刻印象，是刚上小学时，由姥姥带着去清华园看望“四婶婆”罗英与“四叔公”陈懋豫的时候。

大概是1935年前后，陈懋豫、罗英与陈岱孙一同居住在清华大学新南院（今新林院）3号。那日，几位长辈在客厅闲谈，母亲看到陈岱孙抱着一大摞书，匆匆穿过客厅走进书房，尽管他只是点头示意，未曾说话，但在七八岁的母亲眼中，这一幕却刻入了记忆。直至晚年，母亲谈起此事，仍记得他“高高的个子，有一个像外国人的高鼻梁，和他母亲长得极为相像”。陈岱孙的做派也十分西化，平日里总是西装革履，仪表堂堂，不苟言笑。“他后来总爱拄一根文明棍，有人误以为那是拐杖，其实并非如此，他的腿到晚年也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母亲回忆道。自那次见面后，姥姥便常常以陈岱孙为榜样教育母亲，希望她将来也能学有所成，为家族、为祖国争光。或许正是这份激励，让母亲后来考上了燕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又见过陈岱孙几次，彼时他从清华园搬至北大，担任北大经济系主任，直至1984年退休。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母亲又先后两次见到陈岱孙。彼时母亲是北京老同学合唱团的成员，常到北大百年讲堂演出，每次演出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她必会顺路前去拜访。第一次是1994年，陈岱孙已从镜春园79号搬至燕南园55号，精神状态尚好，只是他的堂妹陈荷已患病多年，常年卧床，家中请了阿姨照料两位老人的生活。第二次探望是1996年，陈岱孙的模样显得十分憔悴，但生活尚且能够自理。谁知一年后，母亲打算再去北大探望时，却从电视新闻中得知，陈岱孙已于1997年7月27日逝世，母亲为此伤心难过了许久。

更令人遗憾的是，母亲最后一次探望陈岱孙时，本想带着我一同前往，可那时的我正处在叛逆期，最终没能同行，也因此错过了唯一一次见到这位大师的机会。再与他“相见”，便只能在燕南园55号院内的陈岱孙雕像前，拜谒这位大舅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