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北侧的石刻群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里摆放着超过20件石刻文物，既有明代的石像生、石狮子等雕塑，也有元代覆钵式佛塔、八思巴文经幢等石刻建筑，以及辽代的双口石井沿等构件，此外空地最里面还搭建了一个碑廊，里面存放了十几块清朝的墓碑。这是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内又一处展示通州历史文脉的区域，游客可以在这里与文物近距离接触。本期探宝将循着这些石制文物的历史及其曲折故事一探究竟。

石像生与永乐店消失的皇家建筑

展区西侧摆放了共六组12件明代石像生，两两相对分列左右，安置在长约20米、宽5米的区域内，游客可步入其间，直观感受石刻工艺与岁月痕迹。

这组石像生的前三组为瑞兽，后三组为文臣武将，形制规整各有特点。最南侧是两件跪姿双峰驼石像，体态丰盈、颈部粗壮、微微颔首，因年代久远均有磨损，东侧石骆驼的口鼻部分已然缺失。紧随其后的两组石马，在尺寸与雕刻细节上差异显著：较矮的一组鬃毛纹路清晰，不过西侧石马面部损毁严重，仅存眼部，鼻嘴尽失；另一组高大石马则保存完好，双目圆睁、鬃毛呈波浪状，周身马具一应俱全，面部笼头刻有卷云纹，连接处的圆形纹样精美，马鞍、马镫雕琢细致，尽显威仪。

后方三组文臣武将石像，前两组体量相近，武将身披铠甲，分别手按宝剑与钢鞭，文臣着明代官服、手持笏板，可惜多有残损，其中一名文官头部完全缺失。最后一组文臣武将更为高大，且整体保存完好。武将面容威严，双肩狮子护肩雕刻传神，铠甲上的三瓣纹路细致入微；文臣神态庄重，宽袍大袖上的连珠纹、祥云纹清晰可见，衣物纹饰雕琢考究，尽显明代石刻工艺水准。

展区文物指示牌上简要记录了这组石像生的过往。这组石像生出土于通州不同区域，其中体量硕大、雕刻精美的高大文臣武将与石马，出自通州城西五里店村，其形制堪比北京明十三陵、南京明孝陵神道石像生，属于明代高等级王公墓石刻。因墓中未发现墓志铭，墓主人身份成谜，推测应是明初辅佐朱元璋开国，或助力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的功臣。其余四组石像生，则出土于通州永乐店镇大街西口外路北，是明神宗万历皇帝外祖父李伟家族墓的神道石刻。

李伟祖籍山西翼城，后举家迁徙至通州永乐店，其女正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太后，李太后出生在永乐店，也让这座京南小镇因此沾沐皇家恩泽，明代万历年间，一系列敕建皇家建筑在此拔地而起。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明神宗遵从母命，敕建保国慈孝华严寺，李太后还自出内帑，在寺内增建文昌阁、魁星楼。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为庆贺李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又在华严寺西侧修建景命殿、太师府，工程于当年十月全部竣工。次年，护国崇宁真君庙再建于景命殿西侧，搭配庙旁的李伟衣冠冢，明代永乐店皇家建筑群最终成形。

通州本土画家景浩曾耗时近三年，通过实地走访与查阅古籍，于2009年绘制出《明代皇家永乐店》画卷，还原了这片建筑群的盛景。画中，景命殿居中，华严寺在其东侧，真君庙在其西侧，三座建筑均为坐北朝南的北方官式建筑，红墙环绕、规制方正。景命殿的围墙与大殿均使用皇室专属的黄色琉璃瓦，尽显皇家规格；东侧的华严寺特色鲜明，山门以汉白玉砌筑，三座大殿采用琉璃剪边工艺，屋顶边沿铺黄瓦，主体覆墨绿色瓦，这种配色严格遵循古代礼制，直接印证了其敕建皇家寺院的地位。

令人惋惜的是，这般宏伟精美的皇家建筑群，在史料中却鲜有详细记载，且很快走向损毁。清代《钦定日下旧闻考》提及，乾隆年间有人探访永乐店时，景命殿已然坍塌，仅华严寺等庙宇尚存。道光年间的《漷阴志略》更记载，彼时华严寺虽在，却已无僧人驻守，院内遍地琉璃碎瓦，濒临倾颓。

历经岁月侵蚀与世事变迁，如今永乐店的这些明代皇家建筑已无任何地面遗址留存。唯有大运河森林公园里的这批石像生，依旧静静伫立。它们带着明代石刻的斑驳痕迹，成为永乐店那段皇家辉煌过往的实物见证，也让通州的漕运文脉与明代皇家历史，在石刻的纹路中得以延续。

石刻经幢与元代本地的父母官

这批石制文物中还有一块“郭府尹墓经幢”，它戴着一顶歇山顶样式的“石帽子”，屋脊高挑，覆盖着筒瓦，还雕出了斗拱、飞檐，瓦当上浮雕着梅花图案。经幢主体为方柱形，四边虽已残破但仍能看出柱状，上面还用线条刻着祥云图案，精致得像一座微缩古建。

这件经幢的正面整齐雕刻十列八思巴文，每列15个字。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69年命国师八思巴创制的拼音文字，主要用于圣旨、官印、钱币及碑刻等官方领域。它脱胎于藏文，可拼写蒙古、汉、藏等多种语言，是元朝法定的“国字”。虽经朝廷强制推行，但其因辨识困难未能取代民间汉字，元朝灭亡后迅速失传，成为“死文字”。

由此可见，这位墓主人“郭府尹”也不是普通人。据《潞阳遗韵》记载，这位郭府尹即元初昭勇大将军、中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郭汝梅，祖居漷阴县清泰乡于家里（今通州区于家务），其墓地位于通州区漷县镇南阳村南。他生于金朝末年，十三岁时，蒙古兵攻破漷阴县城，他避乱逃往滦河；十八岁时被乡里推举为都税司副使，从此踏上仕途。在职期间，他独具才干但久未提升。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郭汝梅奏请其子承袭职位，荐其摄行漷阴县事。

郭汝梅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官位，而是一桩桩实实在在的善举。他的家乡地势低洼，常年遭水淹，村民们想搬家，他二话不说，自己出钱在高敞之处建了七座村庄，分给乡邻永居。有人欠债还不上，他给耕牛、给粮种，说“不用还了”。

《潞阳遗韵》中提到：“该县西北漷河（今凉水河）上天津桥（今张家湾镇新河桥处）年久失修，夏秋两季河水上涨时，行人无法通行，甚至有人落水淹死。郭汝梅自己出钱购买了几百车木料和石料，重修了这座桥，过往行人因此得到极大便利。”

后来，因为他为官廉洁、办事得力，得以恢复原职，而都税司的其他官员大多被罢免。此后，他修建驿站却不打扰百姓，将监狱按男女分开关押，广设粮仓，使远近百姓都各得其所。他还约束凶徒、缉捕盗贼，修复了蓟门的漏刻（古代计时器），禁止市民恶语相加……燕京在他的治理下，户口增加了一万两千多户，他被升任为大兴府尹。

元世祖多次召见他，他奏事公道，从不居功自傲。同僚们受他影响，也都勤勉谨慎。中统五年（公元1264年），郭汝梅去世，葬在漷阴县城北二里，也就是今天其墓所在地。

跨越上百年的两块“老石头”

石制文物展示区还有两件古朴厚重的文物，也是景区内有故事的“时光印记”。其中一件是布满绳磨凹槽的辽代双口石井沿，另外还有一对威风凛凛的明代大关庙石狮，它们从通州老街巷辗转而来，每道纹路、每处雕琢，都藏着少为人知的通州冷知识。

这件双口石井沿，是实打实的辽代老物件。整块井沿用汉白玉打造，方方正正，长1.3米、宽1.1米、厚0.5米，最特别的是中间凿了两个覆盆式井口，如同倒扣的小盆子，每个井口直径43厘米。千百年里，通州百姓反复用绳索提水，把井口内壁磨出了深浅不一的沟痕，满是岁月痕迹。

这块井沿最早安在通州旧城北关、通惠河北岸桂子胡同南的古井上，后来因老通济桥拆除、运河整治，先后被安置在水利施工料场、文物部门院内，最终落户漕运码头展示区。井口下方原本铺的辽代砖块，也直接印证了它的辽代身份。

它的设计藏着老通州人的生活巧思：凸起的覆盆状井口，既能挡住杂物、污水掉进井里，又能防止人提水时失足落井，实用又科学。作为古代通州市井生活的代表文物，它还能证明辽代潞县（今通州）北关人烟稠密，也为研究辽代高梁河的流经位置，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展示区入口处，一对明代大关庙石狮威风凛凛。《潞阳遗韵》中写道，它们是明代石狮里的精品。这对石狮用艾叶青石制成，一雄一雌，下方配着高0.6米的方形石座。狮子呈蹲坐姿态，鬃毛卷曲到肩头，大嘴半张、眼睛外凸，肩部系着绣带，胸前雕着铃铛，前腿粗壮、肌肉线条分明。雄狮右爪踩着绣球，雌狮左爪轻踏小狮子，石座上还刻着海棠池和古钱纹，造型威猛、雕工精细。

这对石狮原本守在通州旧城北部大关庙胡同的关帝庙山门前，曾经被推倒埋在地下。1992年，这对石狮再次重见天日并放置在西海子公园葫芦湖南岸，供游人欣赏，如今又迁到漕运码头展示区。

一井沿、一对狮，从辽代的市井烟火，到明代的庙宇威仪，“老石头”串联起通州千百年的历史脉络，也让大运河的文化故事，有了触手可及的实物载体。